帝王学智慧

管得最少的领导是好领导
　　本书开卷评说帝王学，要讲的就是两个字：“君道。”用现代人的话说，就是怎么做好领导，怎么管好你的一亩三分地。我们先概括地说，识大体，弃细务，此乃君道，也是每一个管理者都应把握的基本原则。做领导的人，绝不能事必躬亲，要做到“以不能为能”，反之，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古往今来的例子都告诉我们：这样的领导往往做不了什么大事。


　　君道，是作为一个单位、一个部门乃至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所必须通晓、掌握的根本原则。把我们审视的目光投回古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帝王也是一个管理者，只不过他所管理的不是一般的团体，而是一个庞大的国家。不过，关于怎么做帝王的一些原则、方法，则同样可以推而广之地运用到对现代社会普通公司、团体及社区的管理中去。


　　从中国历史的先例中，正反两面的例子都数不胜数。在两千多年前的楚汉战争中，刘邦在这方面的才能就体现得淋漓尽致：在他的汉军中，制定大政方针和战略思想的有张良；负责经济规划，在战时及时解决军需问题的有萧何；而声称自己带兵“多多益善”的韩信则是最高军事指挥者，负责南征北战；甚至屠狗者出身的莽夫樊哙也屡次救过刘邦的性命——正是这些英雄各尽所能，成就了刘邦的“无能”之功。刘邦他可以什么都不会，但是，只要他能用好手下的人才就可以了，这是领导者成功的必备素质。而反观声称“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的楚霸王项羽一方：谋略他信不过范增，以致在鸿门宴上犹柔寡断，纵虎归山，放了刘邦，最终酿成大患；带兵打仗，他又信不过手下的众多大将，总是身先士卒，亲冒矢石，总给人一种要与将士争功的感觉——另一方面，脾气暴躁的他倒是也能体恤士卒，遇有伤病员，在难过之余，他甚至还会黯然流泪，并亲自给他们送饭、喂汤。但是，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在打了胜仗、该封赏功臣的时候，项羽却对封王的大印爱惜不已，直到把“圆的磨成方的”，把印玩出缺口才肯给人家。因为项羽这样不爱惜人才，韩信、陈平这样的大人物才会离开他投靠刘邦。长此以往，项羽身边就没什么人才了，所以我们说，他这个“老板”做得很不合格——你项羽脑子里整天考虑的不是该怎样壮大、充实自己的团队，要么是婆婆妈妈的，要么是干出坑杀秦国二十万降卒这样的蠢事，因此，当时人称他这样做为“妇人之仁”，而他最后的下场也很惨，不得不自刎于乌江边上。因此，项羽这个历史人物的形象，便只具有美学的意义了——宋朝女诗人李清照说“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也是在抒发这种美学理想，在她眼里，项羽是一个“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但是却不适合做万乘之尊的皇帝。


　　关于这样的道理，古人说过的话都值得我们在这里再了解一遍——春秋时的先哲老子说过：“以正道治国，以奇正用兵，以无为取天下，这是成大事者必须明白的最高法则。”而战国时的大儒荀子的说法则是：“做帝王的，善于管理别人才算是有才能；普通人，以自己能干为有才能。”此外，西晋哲学家傅玄说：“能让士大夫忠于职守，服从命令；让诸侯国的君主分到土地并守住它；让朝廷三公总揽天下大事并参政、议政，那么天子就可以悠哉优哉地坐在那里统治天下了。”


　　那么，这三个先贤是怎么知道这个秘诀的呢？他们身为一代大哲，对历史可谓烂熟于胸——他们只要想想尧、舜是怎样做天下之主的，就会明白了：


　　在尧为帝王的时代，舜为司徒，契（商的始祖）为司马，禹（夏的始祖）为司空，后稷（周的始祖）管农业，费管礼乐，垂管工匠，伯夷管祭祀，皋陶判案，益专门负责驯化用于作战的野兽……这些具体的事，尧一件也不做，只是悠然自得地做他的帝王，而这九个人怎么会心甘情愿地做臣子呢？这是因为尧懂得这九个人各自都有什么才能，然后量才使用，并让他们个个都成就了自己的一番事业，而尧则凭借他们成就的功业而统治天下，达到大治。


　　前面我们提到，汉高祖刘邦在这一点上做得非常好，他曾经说：“说到运筹帏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定国安邦、安抚百姓、供应军需、保证粮道畅通，我不如萧何；统领百万大军，战必胜，攻必克，我不如韩信。这三个人，都是人中的精英。但是我会使用他们，这就是我夺取天下的资本。”我们看，这真是一语道破了天机！


　　三国时的哲学家刘邵在他写的《人物志》中说：“一个官员的责任是以一味调和五味，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则是以‘无味’调和五味；大臣们以自己能胜任某种工作为有才能，帝王却以会用人为有才能；大臣们以出谋划策、能言善辩为有才能，帝王以善于听取臣民们的意见为有才能；大臣们以能身体力行为有才能；帝王以赏罚得当为有才能。最高统治者正是因为不必事事精通，所以才能统筹众多有才能的人。”这就是“以不能为能”的秘诀所在。


　　所以说，知人，是君道；知事，是臣道。那种无形的、不可捉摸的东西——这也是做帝王不容易的地方——才是有形万物的主宰；那些让人无法轻易看见其渊源的东西，才是世事人情的根本。打仗时敲鼓，那“咚咚”的声音不属于五音中的一种，却能作五音的统帅。掌握了君道真谛的人，不会去做文武百官各自负责的具体事情，也只有这样，才可以成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为人君者，必须严守这一准则，而在具体部门负责、做“一把手”的政府官员、老板们也必须知道他们自己应当做什么事情，也只有这样，才可以把属于自己职权范围内的事情做好。在中国历史上，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的。


　　西汉时，淮南王刘安在他写的《淮南子》里做过这样的比喻：“巧手匠人在建造宫室时，做圆的东西一定要用圆规，做方的东西一定要用尺矩，做平直的东西一定要用准绳。东西做成后，人们就不再去理会这些工具了，只是奖赏工匠的奇巧。宫室造成后，人们也再不会去管那些匠人了，而只是说，这是某君某王的宫室。”而荀子说：“做帝王的射箭要想做到百发百中，就不如用后羿；驾车要想做到驰骋万里，就不如用王良（春秋时著名的相马师与御车能手）；治国要想做到一统天下，就不如任用贤明正直的能人。这样做不仅省心省力，所成就的功名也极大。”这就是说，做帝王的人要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像自己拥有一样去支配使用，而那些不明白这个道理的统治者就不是这样做的，他们往往事无巨细，凡事都要亲自做才放心，因此不会信任、重用有才德的贤人。反过来，做领导的不用有本事的人，那么有本事的人就会讨厌他，其最终结果，只能是功名、事业受到损害，其所管理的部门乃至整个国家、社会都会出现危机，这样的领导就会在激烈的竞争中被残酷的现实无情淘汰。


　　战国时的法家申不害和尸佼在他们所写的《申子》和《尸子》中也对这一道理进行过深入的探讨。《申子》里说：“人君应当知晓他治国的最高原则，群臣应当知道自己所该负的职责。说话算数，说了就办，是各级官员的事，并不是帝王必须遵循的原则。”《尸子》里则说：“举荐贤能是各级官员的功绩，善用贤能才是帝王的功绩。”


　　将历史的眼光拉回现代，如果以解放战争为例子，这一古老的原则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获得最终的胜利，究其原因，首先是人心向背的问题，但也不排除双方最高统帅部指挥谋略这一因素。在人民解放军这一方，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只决定战略方针，却不对具体的战役做战术干涉，而是放手让陈毅、粟裕、刘伯承、邓小平、彭德怀、徐向前、林彪、聂荣臻等将帅在华东、中原、西北、东北各地自主或协同作战，毛泽东那气势磅礴的指挥将本节所论述的领导原则体现得淋漓尽致。


　　总之，在占据道义阵地的前提下，毛泽东统帅有方，所以取得了节节胜利。相反，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队最高统帅部，却经常干涉各个战区以及各场战役的战役、战术布署，老蒋动辄亲自飞临前线指挥，结果，他的“聪明才智”始终挽救不了“党国”的颓势，在他的“瞎指挥”下，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最后不得不逃到孤岛台湾，偏安一隅。


　　上面说的是一国的领导应该如何行事，而小到一个社区、团体，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例如，某民办报业机构，初创时期在招募员工时可谓千挑万选，整个团队也称得上是兵强马壮。可是，企业经历了一段初始的亢奋后，紧接着面临的却是一片萧条惨局。至于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还是这家报社的总编不识大体，做不好领导。据说，他总是抢着干记者、编辑们该干的活儿，弄得手下人无所事事。反过来，他对手下人的“无能”总是表示不满，动辄训斥员工。结果可想而知，最后整个单位上下是怨声载道，大家都说，“他愿意干让他一个干好了”。接着，众人纷纷辞职，各自走散了，这个单位也垮了。熟悉职场生活的人都知道，这样的事在当代中国社会屡见不鲜。


　　在起用人才上是这样，在对待财富的问题上，道理也一样。从前商汤、周武消灭了夏桀、纣王，一旦拥有了夏、商两朝的全部财产，就把土地、财宝封赏给有功的大臣，举国上下没有不欢天喜地、心悦诚服的。用亡国者的财产赏赐功臣，整个国家的臣民都会争相效命，这就是懂得如何使用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的做法。


　　荀子说：“能修明礼教的，可以为帝王；会巩固统治的，国家就强大；善于笼络人心的，社会就稳定；只知道搜刮民财的，必然亡国。所以，推行王道的国家是为了使老百姓富有；推行霸道的国家则有能力让有才能的人富有；苟延残喘的国家只会让当官的富有；而将要灭亡的国家，统治者知道大难就要临头，于是开始拼命想把财富统统据为已有，这时就会出现私人的库房、箱柜塞满金银财宝的现象。这种情况，叫做当官的‘肥得流油’，老百姓‘四处漏水’。”


　　荀子又说：“当皇帝的不谈论自己有多少财产，地方诸侯不应过于在乎自己的利益，当官的不应计较自身的得失。”


　　从前，周厉王爱财，因而亲近当时建议他搞国家专卖的荣夷公，大夫芮良夫劝谏说：“难道周朝的王室要倾覆了吗？荣夷公这种人，利欲熏心，不知大难就要临头了，你为什么要亲近他？利益，是世上万物自然产生出来的，是大地宇宙包容承载的公共财产，有如空气和阳光一样，可是世上偏偏有人妄图独占它，那可就后患无穷了!天地万物是天下众生的共同财富，每个人都要从中获取他的生存所需，怎么能独自占有呢？如果有谁执意要这样做，天下怨恨他的人可就多了！人怨甚多而又不知自己即将大难临头，荣夷公用这种方法来引导国王，这样还能长久得了吗？”


　　后来，果然不出芮良夫的预料，周厉王在逼迫得国民们只能“道路以目”之后，激起了“国人暴动”，随后果真被放逐到了彘。


　　战国时，魏文侯的仓库发生了火灾。在古代，发生火灾是一件很不祥的事，昭示着上天的惩罚。于是，他赶紧身穿白衣离开正殿，以示哀痛。大臣们也都哭起来。这时，公子成父却走进来祝贺道：“我听说天子把整个国家作为收藏财富的仓库，诸侯把自己的领地作为收藏财富的仓库。你现在把国家的财富都储藏在国库里，显然藏得不是地方，这种藏法，不发生火灾也要发生人患。现在火灾发生了，不过，幸亏没有发生更可怕的人患，这不也挺好吗？”


　　孔子曾经说：“老百姓富裕了，做国王的能不同他们一起富裕吗？”因此说，圣明的君王用他的土地分封诸侯，用他的财物赏赐功臣，不和老百姓争夺利益，算是懂得了做一个最高统治者的原则——那就是把不为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当做自己的来支配使用。


　　“破财消灾”的通俗道理，在这里成为一条深刻的“君道”——为人君者不应太注重琐碎的人或事，只要抓住“领导权力”这一关键性的东西，对人对事对钱财，何不放开一些呢？


　　因此，作为一个管理者，不论是管理一个国家，还是管理一个部门，都应“通乎用其非有”，要巧用“空手套白狼”的权术，用不为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恩赐下属，这样领导者的位子才能坐稳。上面所引述的《国语》中关于周厉王亲近荣夷公、好“专利”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反面教材。周厉王和荣夷公不听芮良夫的劝阻，结果三年后，国人放逐了周厉王，周王室从此衰微。联系到现实，我们现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就很懂这个道理，他们把能不能使中国老百姓富裕起来看成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兴亡的大问题，这是非常富有远见的。在经济生活中，生意人有这样一句口头禅，叫做“有钱大家赚”，而实际上许多人并不理解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其实，只有做到“有钱大家赚”，你才有钱赚，不让大家赚，你也没钱赚——这就是“通乎用其非有”，亦即懂得如何运用不是为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来为自己谋取利益，这是真正的大智慧。


　　总而言之，设立官位，分配职务，委派任命官员，监督他们完成任务；喜欢运筹谋略而不知倦怠，有宽容大度的雅量而又能获得大众的拥戴；善于解决各种矛盾，消除各种隐患——这些都是国家最高统治者必须掌握的治国大道。能做到这一点，文武百官就会对他既畏惧又爱戴，这就是帝王成就一统大业的根本所在。












　
挖掘人才的优点
　　俗话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用人就该懂得这个道理。善用人的长处，是因人成事的第一要务。


　　考察、衡量人的才能，这是治理天下的首要任务之一。既然我们不是圣人，谁又能通晓各行各业，懂得天下各门各科的理论呢？所以舜统管各个部门，根据每个人的才能而委以不同的责任；汉高祖刘邦讲论功臣，对张良、萧何、韩信这三人的才干各有不同的说法。何况一般人不能和这些人相比，怎么可以求全责备呢？


　　根据人的个性及其相应的长处和短处，刘邵的《人物志》大略概括如下：


　　性格刚正、志向高远的人，不善于做细致琐碎的事情，所以应当用全面的观点看待这种人——既要看到他志趣恢宏远大的一面，也要看到他在处理琐碎小事时容易犯粗心大意的错；严厉亢奋的人，不会灵活处事，这种人在法理方面可以做到有理有据，正直公平，说到变通可能就会变得暴躁而不通情理；宽容迟缓的人，往往不讲办事效率，至于说到仁义，其为人则宏大周全而宽厚文雅，但对时势则不能迅速准确地把握；好奇求异的人，放纵不羁，追求新奇，运用权谋、诡计则卓异出众，以清静无为之道来考究，这种人往往违背常规而不近人情。


　　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即帝王统治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实行王道德化的统治，适合于全局性、长远性的治理，用来处理具体事务就显得迂阔；讲究权谋的统治，适合于扶危救难，在安定太平的时局下就不会有显著的效果；匡正时弊的统治，适合于纠正奢侈坠落的风气，靠它来治理已经病入膏盲的国家只会越弄越糟；苛刻寡恩的统治，适用于纠正朝廷里的邪恶势力，靠它来治理中央机关之外的不正之风就容易失去民众；威猛暴烈的统治，适合于讨伐内乱，靠它来管理和平时期的老百姓就未免太残暴了；注重技能的统治，宜于发展经济、富国强民，用来解决贫穷衰弱，只能劳民伤财，给民众增加困苦。


　　以上种种，都是针对某种流弊而采取的一时之计，对治理天下都不是长远的方略。同理，在用人方面也是同一个道理。


　　从前，商朝贤相伊尹在大兴土木的时候，用膂力强健的人来背土，独眼人来推车，驼背的人来涂抹，各人做其适宜做的事，从而使每个人的特点都得到了充分发挥。春秋时，管仲在向齐桓公推荐人才的时候说：“对各种进退有序的朝班礼仪，我不如阴朋，请让他来作大行吧；开荒种地，充分发挥地利，发展农业，我不如宁戚，请让他来作司田吧；吸引人才，能使三军将士视死如归，我不如王子城父，请让他来作大司马吧；处理案件，秉公执法，不滥杀无辜，不冤枉好人，我不如宾肯元，请让他来作大理（即法官）吧；敢于犯颜直谏，不畏权贵，尽职尽忠，以死抗争，我不如东郭牙，请让他来作大谏吧。你若想富国强兵，那么，有这五个人就够了。若想成就霸业，那就得靠我管仲了。”


　　张良的师父黄石公说：“起用有智谋、有勇气、贪财、愚钝的人，使智者争相立功，使勇者得遂其志，使贪者发财，使愚者勇于牺牲。根据他们每个人的性情来使用他们，这就是用兵时最微妙的权谋。”


　　《淮南子》里这样说：“天下的东西没有毒过附子这种草药的，但是高明的医生却把它收藏起来，这是因为它有独特的药用价值。麋鹿上山的时候，善于奔驰的大獐都追不上它，等它下山的时候，牧童也能追得上。这就是说，在不同的环境中，任何方面的才能都会存在长短不同的现象，比如胡人骑马方便，越人乘船方便，形式和种类虽然都不同，但彼此都觉得很方便，然而一旦换过来去做，就显得很荒谬了。”


　　基于这一道理，魏武帝曹操下诏说：“有进取心的人，未必一定有德行。有德行的人，不一定有进取心。陈平有什么忠厚的品德？苏秦何曾守过信义？可是，陈平却奠定了汉王朝的基业，苏秦却拯救了弱小的燕国，原因就在于他们都发挥了各自的特长。”曹操后来也是这么做的，他的用人观可以总结为：不忠不孝不要紧，只要有才便可以。


　　由此看来，如果当年刘邦让韩信当谋士，让叔孙通去打仗，让于公去游说，让陆贾去办案，谁也不会创立先前那样的功勋，也就不有今天这样的美名。所以，“任长”这一原则，做帝王的不能不仔细研究。


　　魏时桓范说：“帝王用人的原则是审时度势，合理使用人才。打天下的时候，以任用懂得军事战略的人为先；天下安定之后，以任用忠臣义士为主。晋文公姬重耳先是遵照舅舅子犯的计谋行事，而后在夺取政权时又因雍季的忠言奖赏了他。汉高祖刘邦采用陈平的智谋，临终时把巩固政权的重任托付给了周勃。”


　　古语说：“和平时期，品德高尚的人职位应该高；战乱发生的时候，战功多的人应该得到重赏。”诸葛亮说：“老子善于养性，但不善于解救危难；商鞅善于法治，但不善于施行道德教化；苏秦、张仪善于游说，但不能靠他们缔结盟约；白起善于攻城掠地，但不善于团结民众；伍子胥善于图谋敌国，但不善于保全自己的性命；尾生能守信，但不能应变；秦朝方士王嘉善于知遇明主，但不能让他来侍奉昏君；许子将善于评论别人的优劣好坏，但不能靠他来笼络人才。”诸葛亮所做的这些总结，就是用人的艺术。


　　一般用人，常常不能突破道德的屏障，因为这一标准有它的合理之处，无论怎么说，品德总是用人的第一标准。但是，“第一”并不是一切。如果是唯品德论，而看不到人的其它长处，或者是选拔任用了有德而无才的人，对任何一项事业都是有害的。正是针对这种传统的偏颇，曹操矫枉过正，提出了“唯才是举”的主张。虽然这个主张有些偏激，但却极有启发性。


　　《帝王学》的作者赵蕤引用了曹操的话说：“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耶？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者，任其长也。”他这番话意思是说，苏秦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他先是到秦国游说秦惠王，出谋划策让他去统一天下；当他游说失败后，又转而到秦国的敌人那一方去游说——先是去燕国说服燕文侯，继而又说服了赵、齐、韩、魏、楚等国，身挂六国相印。像这种两头卖好的人，可说是没有“笃行”的无德之人。但是，他却可以使六国联合起来对抗强秦，六国也的确平安了数年。燕王如果不首先任用苏秦，那么弱小的燕国恐怕早就成了秦王案板上的鱼肉了。


　　还有陈平，他年轻的时候便是个游手好闲的人，甚至连老婆都讨不到，据说他甚至还有与嫂子通奸、收受贿赂的劣迹。当时正逢乱世，他先投奔项羽，项羽很器重他，他后来官至都尉。再后来，他又因与刘邦作战失败，怕被项羽杀掉而投奔了刘邦。可见，他也是一个没有“笃行”的无德之人。难能可贵的是，刘邦并没有因此而小看陈平，相反却比项羽还重用他。在后来的楚汉战争中，刘邦的许多奇谋妙计都出自陈平，并且在刘邦死后，陈平协助周勃诛灭诸吕，进一步巩固了汉王朝的基业。可以说，在用人这一点上，人没有好坏，只有短长。正如黄石公所说的那样，如果用得适当，连贪图小利的小人也可能很好地发挥出他的作用。


　　孟尝君的故事我们都很熟悉：孟尝君田文在齐国的时候，养士三千，什么样的人他都愿意招徕，曾有门客对他这种做法表示反对，责怪他说他不该什么人都收留。不过孟尝君并没有听这个门客的，依然我行我素。等到孟尝君被困秦国，在他试图逃出城的时候，他的门客中有善于学狗钻墙洞的，这个人钻出墙外，偷到了通行证；还有一个门客善于学鸡鸣的，他居然引得全城的鸡都开始鸣叫，使得守城士兵稀里糊涂地打开了城门。最终，在这个节骨眼上，孟尝君靠着“鸡鸣狗盗”的人才逃过一劫。所以说，在善于使用人才的领导中，谁更会使用看上去不是“人才”或者是“一无所长”的人，谁就可以做到更胜一筹，“泰山不择细壤，故能成其大”，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火眼金睛鉴英才
　　人与人是不同的，德有高下，性有贤愚。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之大，足以成为人与动物的首要区别——我们从来无法从动物中找到差异像人与人之间那么大的，这是大自然的道理。那么，在芸芸众生中，何为圣人，何为智者，何为英雄，何为豪杰，何为儒、法、术、道吗？知道了各类人等的确切定义，做人才能知道自己该做一个怎样的人，管人才能知道管的是些什么样的人。正是因为人与人之间存在重大差异，所以帝王学才堪称一门高深的学问，管理人也成为世界上最难的事之一，没有一定经验积累和天赋的人，是做不了这样的工作的。


　　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国家成就一统天下之基业的资本，没有比辨别人才之高下，并量才使用这件事更重大的了。如果在这一点上做得成功，那身为帝王的人就能使自己既显得耳聪目明，日子又过得安闲自在。


　　孔子说：“人分五个层次：庸人、士人、君子、圣人、贤人。若能清清楚楚地分辨这五类人，那么长治久安的统治艺术就全明白了。”


　　那些被称作“庸人”的，内心深处没有任何严肃慎重的信念，做事马马虎虎，有头无尾，为人处事从不善始善终，满口胡言，不三不四。其所结交的朋友三教九流，唯独没有品学兼优的高人。他们不是扎扎实实地安身立命，老老实实地做事做人，而是见小利忘大义，自己总是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们迷恋于声色犬马，随波逐流，自制力差，总是把持不住自己——总而言之，有诸如此类表现的，就是没出息的庸人。


　　那些被称作“士人”的，有信念，有原则，虽不能精通大道和人道的根本，但向来都有自己的观点和主张；虽不能把各种善行做得十全十美，但必定有值得称道之处。因此，他不要求智慧有多少，但只要有一点，就务必要彻底明了；言语理论不求很多，但只要是他所主张的，就务必中肯简要；他所完成的事业不一定很多、很伟大，但每做一件事都务必要明白为什么。他的思想非常明确，言语扼要得当，做事有理有据，犹如人的形体一样和谐统一，这样的话，此人就是一个人格和思想非常完整、独立的知识分子，外在力量是很难改变他的。所以，一旦他富贵了，也看不出富贵的生活对他有何增益；如果他贫贱了，也不会对他造成什么坏的影响——这就是士人，亦即知识分子的主要特点。


　　“君子”的特征是说话一定诚实守信，心中对人不存忌恨。秉性仁义但从不向人炫耀，通情达理，明智豁达，但说话从不武断。他们行为一贯，守道不渝，自强不息。在别人看来，他们显得平平常常，坦坦然然，并无特别出众之处，然而真要在人生的境界上赶上他们，却很难做到。这才是真正的君子。


　　对于什么是君子，荀子的看法是：“君子可以做到被人尊重，但未必一定要让人尊重自己；可以做到被人相信，但未必一定要让人信任自己；可以做到被人重用，但未必一定要让人重用自己。所以君子以不修身为耻辱，不以被诬陷为耻辱；以不讲信义为耻辱，不以不被别人信任为耻辱；以无能为耻辱，不以不被任用为耻辱。不被荣誉所引诱，不因诽谤而怨恨，自然率性地做他自己的事，端方正直地约束自己，这就叫君子。”


　　“贤人”的主要特征是品德合于法度，行为合于规范，其言论足以被天下人奉为道德准则而不伤及自身，其德性足以教化百姓而不损伤事物的根本。他们能使人民富有，然而却看不到天下有积压的财物；他们好善乐施，普济天下，从而使民众没有什么疾病和贫困。这就是贤人。


　　而所谓“圣人”，则必须达到自身的品德与天地间的自然法则融为一体的境界，来无踪，去无影，变幻莫测，通达无阻。他们对宇宙万物的起源和终结已经彻底参透，与天下的一切生灵、世间万象融洽无间、自然相处，把大道拓展成自己的性情，光明如日月，变化运行，有如神明，芸芸众生永远不能明白他们的品德有多么崇高伟大，即使见到一点，也不能真正了解其德性的涯际在哪里。所以，只有达到这种境界的人才是圣人。这样的人，古往今来也只有那么几个。


　　道家的祖师庄周从天人合一的角度来分析宇宙的精灵——人，并也谈到过圣人的人格。庄子说：“刻意崇尚自己的德行，使自己显得超凡脱俗，高谈阔论，冷嘲热讽，凡此种种，都不过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清高脱俗而已。这都是山林隐士与愤世疾俗者的做法，这类人远离红尘，形容枯槁，可他们偏偏喜欢这样做；言必仁义忠信，行必恭俭退让，这样做只不过是为了标榜品行美好而已。这是天下太平时那些读书人好为人师的做法，有学问的和当老师的，都喜欢搞这一套；一开口就是如何如何立大功，建大名，以及怎样事君为臣、匡正朝野，这都是为追求如何治国济世而已。在朝廷里当官的，为尊君强国而奋斗的，开拓疆土、建功立业的，终生追求的就是这些；隐逸山泽，栖身旷野，钓鱼观花，只求无为自在而已。这是悠游江海之士，逃避现实、闲暇幽隐的人所喜好的。呼吸吐纳，做一些诸如‘黑熊吊颈’、‘飞鸟展翅’之类的肢体运动，只不过为了延年益寿而已。这是导引养生、修练气功者如彭祖一样高寿的人所喜好的；假如有人从来不刻意注重某方面的修养而人品自然高尚，不讲求仁义而道德自然美好，不求功名而天下自然大治，不处江海而无处不安适悠闲，不练气功而自然高寿，一无所有而又无所不有，恬淡无欲而众美会聚，这才是大地之大道，圣人之至德啊！”


　　人们常常说，某位英雄豪杰做了这样那样的事。但是，什么样的人才算是“英雄豪杰”呢？


　　汉代有本有名的专讲谋略的书，叫《玉钤经》（亦即《素书》），据说是张良的老师黄石公写的。这本书中对所谓的“英雄豪杰”有这样一个定义：“如果一个人的品德足以让远方的人慕名而来，如果他的信誉足以把形形色色的人凝聚在一起，如果他的见识足以照鉴古人的正误，如果他的才能足以冠绝当代，这样的人就可以称作人中之‘英’；如果一个人的理论足以成为教育世人的体系，如果他的行为足以引为道德规范，如果他的仁爱足以获得众人的拥戴，如果他的英明足以洞悉下属的举动，这样的人就是人中之‘俊’；如果一个人的形象足可做别人的仪表，如果他的智慧足以决断疑难，如果他的操行足以警策卑鄙贪婪，如果他的信誉足以团结生活习俗不同的人们，这样的人就是人中之‘豪’；如果一个人能恪守节操而百折不挠，如果他多有义举但受到别人的诽谤而不发怒，见到让人唾弃的人和事而不苟且勉强，见到利益而不随随便便去获取，这样的人就是人中之‘杰’。”总之，只有符合这些标准的人，才是“英雄豪杰”。


　　品德行为高妙，进退举止皆可为人楷模，有这种品质的人叫做“清节”之士，延陵、晏婴就是这样的人；能创建法规、制度，使国家强盛，使人民富足，能这样做的人叫做“法家”之士，管仲、商鞅就是这样的人；其思想能与天道相通，计策谋略出神人化，奇妙无穷，有这种能力的就是“术家”，范蠡、张良就是这样的人；其德行足以移风易俗，其方略足以匡正邪恶，其权术足以移山倒海，改朝换代，这样的人叫做“国体”，商代的伊尹、西周的姜子牙就是这样的人；其品德可为一国之表率，其治国的方法能够改变穷乡僻壤的落后面貌，其谋略能够用来权衡时事的契机，这样的人叫做“器能”，郑国的子产、魏国的西门豹就是这一类人。


　　但是，世间万物都是有两面性的，上述各种类型的人才也不例外：具有“清节”之风的人，不足之处是为人不够宽宏大量，喜欢在推崇一些人的同时讥刺苛责另一些人，凡事太认真，动不动就一定要清楚地分辨是非，这就叫做好品评人，子夏之流就是这样；“法家”这类人，并不能做出具有开创性的计划，其思想缺乏长远性，但能承担独当一面的重任，创意新奇，策略巧妙，这可以称之为手段高超，汉宣帝时的名臣张敞和赵广汉就是这样；“术家”这类人，不能独创新制，垂范后人，但能够在遇到变乱时运用谋略，拨乱反正，他们的特点是谋略和智慧有余，公正平允不足，这可以称之为智囊型的人，陈平和汉武帝时的御史大夫韩安国就是这样的人；能写传世奇文，著书立说，可以称之为做文章的“大手笔”，司马迁、班固就这样的人；能够传承圣人的学问，但不能从事实际的政治活动，其所做的学问叫“儒学”，汉代儒生如毛公和贯公之类的人一生所做的就是这些事情；论辩起来不一定合于真理，但反应敏捷，对答如流，这只能叫做有口才，乐毅、曹丘生就这样的人；胆略、勇气过人，才能、谋略超众，这种人叫做“骁雄”，白起、韩信就是这样的人。


　　总之，中国古往今来的人才，其类型大抵都包括在上面所列的范围内了。身为部门领导的读者可以按照这个标准衡量一下手下的人才，努力将人才用到最适合他（她）的地方去。


　　《孔子家语》里说：“从前，贤明的君主一定要对普天下的名流都了如指掌，不但知道他们的名声的好坏，而且知道他们品质的优劣，这样才能恰如其分地授予他们相应的官衔，使他们显得尊贵荣耀。这样一来，天下就好统治了。”孔子在这里所说的，意思就是帝王君主们要对人才品行的等级要有个基本估量，识才是一门需要领导者兼具相关经验和专门知识的大学问，历史上那些成功了的帝王，往往在识才上就占得了先机。












　
除了会识才，还要会用才
　　造器尽其材，用人适其性。用一种人才，便成就一种事业。赵王用赵括而亡国，诸葛亮用马谡而前功尽弃，这些血的教训足以提醒我们对用人的重视。


　　人的才能大小是不同的，就像用升无法盛下斗中的东西一样，盛不下就会溢出来，溢出来就全浪费了。用了不该用的人，怎么能没有危险呢？傅玄说：“品评人才可分九类：一是有德行的，这类人可用来作为政权的根基；二是治理之才，可以让他们来推究事物变化的规律；三是政务之才，可以让他们从事政治体制的运作；四是学问之才，可以让他们搞学术研究；五是用兵之才，可以用以统帅军队；六是理农之才，可以让他们指导农民耕作；七是工匠之才，用以制作器具；八是经商之才，可以用他们来振兴国家经济；九是辩才，可以发挥他们讽谏和议政的长处。”这样做就叫量才使用。


　　成汤的辅相伊尹说：“如果心智能与天道相通，能不断地顺应事物的变化，了解万物发展的情况，言论足以用来调合阴阳，正确地核准四时，掌握风调雨顺的规律。这样的人，要推举他作三公。所以，三公的职责是不懈地研究社会和自然的发展规律。”


　　对于相当于三公的宰相的职责，西汉时的陈平说得更明白。当年汉文帝问陈平：“你所负责的都是些什么事情？”陈平说：“陛下不嫌我愚钝，让我当宰相。当宰相的任务就是，对上辅佐皇上，调理阴阳；对下要使万物各得其所；对外镇抚四方，对内团结民众，并且要让各级官吏各尽其职。”汉文帝夸奖他说：“讲得好！”


　　汉代魏相（宣帝时为御史大夫）曾上书说：“我知道《周易》中讲过：‘天地协调，所以日月运行正常，四时相宜；圣明的君臣统治天下配合协调，少有严刑峻法但百姓悦服。’大地运行，生于阴阳消长。阴阳的规定由日月限定，各有各的责任，不能互相冲犯。贤明的君王谨慎地遵守自然的法则并尊养人才，所以设立柔顺如月的宰相，以顺应四时，掌管政务。君主言行合乎自然法则，遵顺阴阳的变化规律，就使日月光明，风调雨顺，寒暑适宜。这三者秩序相得，就会使天灾不作，百姓康乐富足。这就是为什么要顺理阴阳的主要原因。”


　　以上道理，在《尚书?洪范》中讲得很明白。不违背一年四季的农作节令，懂得充分利用土地资源，能把堵塞不通的环节疏通，能把废弃不用的东西变成财富，这样的人要推举他做九卿（相当于现在各部委的部长）。所以，九卿的职责在于全国文明道德的建设。通达人情事故，作风正派，了解税收的关卡，充实国家的府库，这样的人要推举他作大夫。所以，大夫的职责是以仁爱之心对待民众。诸葛亮的主薄杨颙说：“坐而论道的是三公，去具体贯彻执行的是卿大夫。”


　　忠心正直，犯颜直谏，没有奸诈之心，大公无私，讲话、做事符合国家法规，这样的人要推举他作列士。所以，列士的职责是常行仁义。道、德、仁、义确立之后，天下就得到治理了。有“清节”之风的，可以担任君王的老师，有“法家”之才的可以负责司法工作，“术家”可以作为智囊团，善于评论和研究儒学的也可作太子的老师，会写文章的可以让他去研究历史，至于有“骁雄”之才的人，可以去让他带兵打仗。


　　姜太公说：“嘴里唠唠叨叨，不干不净，整天如此，躺下都不停，让众人讨厌，这种人可以让他管理街区，盘查坏人，发现灾祸；爱管杂事，晚睡早起，任劳任怨，这种人只能当妻子儿女的头儿；见面就问长问短，什么事都要指指划划，平时实际上言语很少，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花，这种人只能做十个人的小头目；整天忧心忡忡的，一副严肃认真的样子，不听劝说，好用刑罚和杀戮，刑必见血，六亲不认，这种人可以统率一百人；争辩起来总想压倒别人，遇到坏人坏事就用刑罚来惩治，总想使一群人统一起来，这种人可以统率一千人；外表很谦卑，话偶尔说一句，知道人的饥饱、劳累还是轻松，这种人可以统率一万人；谨小慎微，日胜一日，亲近贤能的人，又能献计献策，能让人懂得何为气节，说话不傲慢，忠心耿耿，这种人是十万人的将领；温柔敦厚有长者之风，用心专一，遇到贤能的人就举荐，依法办事，这种人是百万人的将领；功勋卓著，威名远扬，即便出入豪门大户，但百姓也愿亲近他，诚信宽怀，对治理天下很有见识，既能效法前人的伟大事业，也能补救败亡，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普天之下的老百姓都好似他的妻子儿女一般，这种人是英雄的首领、天下的主人。”


　　《玉钤经》上说：“大将虽以周详稳重为贵，但是不可以犹豫不决；虽以多方了解情况为能，但不能顾忌太多，患得患失。”这可说是评论将领之最精妙的言论。


　　真正可以称得上是“英雄”的人物，应该具有哪些素质呢？聪明出众，叫做“英”；胆力过人，叫做“雄”。这是对“英雄”所做的大体上的区分。聪明，是英才本来就应有的禀赋，但是英才倘若没有雄才的胆力，其主张就不能推行；胆力，也是雄才本来就应有的素质，但是如果没有英才的智慧，事情也办不成。假如其睿智足以使他在事前就有所谋划，但凭其洞察力却看不出行动的契机，这样的人只能坐而论道，不可以让他们去具体处理某事；假如能谋划在先，其洞察力也能跟上去，但没有勇气实行，这样的人就只能处理日常工作，不能应付突然变故；如果是力气过人，但没有勇气实行，就只可以作为出力的人，而不能作为开路的先锋；再者，如果力气过人，且也有勇气实行，但其智慧不能预谋事变，那么这样的人就只可以作为先锋，不能作统帅。一定要能谋划在先，明察在后，行动果断，这样的人才可以称之为英才——汉初的股肱之臣张良就是这样。气力过人，又有勇气去做，智慧足以料事在前，这样的人才可以称之为雄才——声称自己带兵“多多益善”的韩信就是这样。综上所述，如果能一人身兼英、雄两种素质，那就能够掌管天下，汉高祖刘邦和楚霸王项羽就是这样的人——至于这两个人为何前者成功，后者失败，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所以我们不能因为项羽失败了就否定他身上的帝王禀赋。


　　量才用人也存在着一个辩证法：一方面，用什么人关系着事业的成败，正如《帝王学》的作者赵蕤所说的“欲观其亡，必由其下。”纸上谈兵，诸葛亮挥泪斩马谡，都是这方面有名的历史故事——赵王用了不该用的书呆子赵括，结果被秦将白起坑卒四十万；诸葛亮用了不该用的马谡而失了街亭，逼得他出兵岐山的行动完全失败，他自己也不得不以唱“空城计”来救急。


　　反过来从另一方面讲，君主、主将或主管者是什么样的人，也决定了他会用什么人，于是，这也决定了他的成功或失败。正如孙武所说的那样：“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吾以此知胜之谓也。”项羽、袁绍之所以失败，刘邦、曹操之所以成功，原因就在于此。


　　另外，从以上四人的事例中我们还可以认识到这样两个道理：第一，“妇人之仁”不可成大事。三国时郭嘉论曹操对袁绍有十胜，袁绍则有十败，其中之一便是在“仁”上的胜败。郭嘉说袁绍“见人饥寒，恤念之情形于颜色，其所不见，虑或不及，所谓妇人之仁耳。”他意思是说袁绍这种仁爱是短浅的、没有胸怀的，因为他爱的范围只是他眼睛所看到的东西，太有局限性。他的仁爱并不是从普天下的所有人出发，他没有博爱天下的气魄和勇气，所以他是成不了事的。


　　类似的话，韩信在评论项羽时也说起过：“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玩赏，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韩信说这话的意思是，项羽对人很有礼貌，很慈善，总是好言好语，遇到有人病了，还要哭哭啼啼，把自己吃喝的东西分给他。可是，当遇到该封赏那些有功者以爵位时，他却把爵印抓在手中，都玩出了缺口，也不舍得交出去。单从他“恭敬慈爱”、“泣涕分食饮”这点看，项羽的确有仁爱之心；可要是从他“玩印不予”这点看，却是十足的小家子气。所以，他和袁绍有同样的毛病——“妇人之仁”，结果都失败了，遗恨千古。有道是“大仁不仁”，一个有雄心壮志的人，就应当有博爱天下的胸怀，而且也应该有容纳天下苦困的气魄。目光总盯在一时、一地、一二人身上，这样的人是成不了气候的。


　　第二、传统包袱太重，对事业的成功是有害的。郭嘉论袁绍之所以失败，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身上背的传统包袱太重了。袁绍有“累世之资”，出身名门望族，这样的世家子弟办起事来，因门第的传统而处处讲规矩，繁文缛节很多，什么事都要先拿出个架子。结果是，既违背了人性，不能使上下亲和，又影响了办事效率。他为人处事的风格远远不如曹操“体任自然”来得好，曹操那种直截了当的作风既顺应人性的要求，使上下同心，又提高了办事效率，所以，曹操胜利了，袁绍失败了。


　　一般说来，传统是一种财富，它给后人提供了办事的丰富经验和教训。但是，倘若这个包袱过重，就会束缚人的手脚，限制了人的创造和发展，于是，好东西就会变成坏东西。再比如，春秋时期著名的宋襄公的例子也十分鲜明地佐证了这一点：宋楚两国交战时，宋军在河岸摆好阵势时，楚军正在渡河。宋军将领要求攻击敌人，宋襄公却背上了贵族“公平竞争”的思想包袱，要等楚军过河并且摆好阵势后再交战。结果，稳定下来的楚军将宋军打得大败，这一战例也贻笑千古。


　　到了北宋末年，在宋与金的对抗中，宋人也是由于有前人的传统而十分讲规矩，凡事都要朝臣们商量好再做出决断，可是，正是这规矩害了宋人。据说，当宋廷听说金兵已南下时，就马上商议对策，可没等他们商议出个结果来，金兵就已投鞭渡河，一下闯过了基本上没设防的黄河“天险”。金兵过了黄河，几天之内就直捣汴京，兵临城下。其实，当时金兵人数只有六万，而北宋各路勤王兵马总共有二十万左右，但是懦弱的宋钦宗竟然不让勤王军队攻击金兵，一味求和。按照宋廷君臣的想法，他们认为满足了金人的要求，他们就会退兵。在宋廷愚蠢地赶回各路勤王兵马后，金兵杀了个“回马枪”，又赶回来一举灭了北宋王朝。由此可见，拘泥于传统的办事方法真是害人不浅啊！北宋灭亡时，国势虽然已经衰弱，但是并非没有人才，只是朝廷上有昏君，下有奸臣，人才得不到很好的利用，结果导致了玉石俱焚的惨剧上演，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一再出现，令人感叹。












　
知人才能善任
　　知人才能善任，知人是恰当用人最基本的前提条件。


　　然而，“知人知面不知心”，这句话旨在说明知人之难。怎样才能既知其人，又知其心，古人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本节对这些经验又做了系统的归纳，想研究帝王学，就不可不细细揣摩下面的内容：


　　领导将帅的原则是，一定要了解手下英雄的内心世界。然而，了解人是不容易，这是一种很耗费心智的活动。汉光武帝刘秀是很善于听其言知其人的皇帝，但却被庞萌迷惑；曹操是明察将士的高手，还是给张逸骗了。这是什么原因呢？事物之表面现象相似但实质不同，是很容易迷惑人的。所以，目空一切的人看上去很聪明，但他们其实并不聪明；而愚蠢得可爱的人看上去像正人君子，但他们其实不是君子；鲁莽的人似乎很勇敢，但他们的品性其实称不上“勇敢”。纵观中国历史上的亡国之君，他们大多给人一种颇有智慧的印象，亡国之臣也往往表现出一副忠心耿耿的样子——混杂在禾苗里的莠子在幼苗时期与禾苗几乎没有区别；黑牛长上黄色的花纹，也很像是老虎；白骨像是象牙，色泽像玉的石头很容易与玉石混淆。这都是似是而非的事物以假乱真的情况。什么事都要插一手的人好像多才多艺，一旦要他拿出真本事，就会露馅；锐意进取的人似乎精诚专一，可是这种人的热情不会持久；吹毛求疵的人好像是很精明，实际上只能添麻烦；动不动答应给人这样那样的好处的人好像乐于施惠，但是这种人常常说了不算；当面百依百顺的人貌似忠诚，然而这种人大多是阳奉阴违之辈。这都是一些似是而非的典型现象。


　　当然，也有似非而是的情况：大政治家看似奸诈，却是能成就大事业的人；有大智慧的人看似痴愚，然而其内心却一片空明，聪明盖世；博爱的人看似虚幻，其心胸实际上非常宽厚充实；正直无私的忠言虽然听了让人不高兴，但其情感却是出自一片至诚。人世间诸如此类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现象，如果不是天下最精明的人，谁能分辨得清呢？


　　孔子说：“人心比山川还要险恶，知人比知天还难。天还有春秋冬夏和早晚，可人呢，表面看上去一个个都好像很老实，但内心世界却包得严严实实，深藏不露，谁又能究其底里呢！有的人外貌温厚和善，行为却骄横傲慢，非利不为；有的貌似长者，其实是小人；有的外貌圆滑，内心刚直；有的看似坚贞，实际上疲沓散漫；有的看上去泰然自若，可他的内心却总是焦躁不安。”


　　姜太公说：“人有看似庄重而实际上不正派的；有看似温柔敦厚却做盗贼的；有外表对你恭恭敬敬，可心里却在诅咒你，对你十分蔑视的；有貌似专心致志实则心猿意马的；有表面风风火火，好像是忙得不可开交，实际上一事无成的；有看上去果敢明断而实际上犹豫不决的；有貌似稀里糊涂、懵懵懂懂，反倒忠诚老实的；有看上去拖拖拉拉，但办事却有实效的；有貌似狠辣而内心怯懦的；有自己迷迷糊糊，反而看不起别人的。有的人无所不能，无所不通，天下人却看不起他，只有圣人非常推崇他。一般人不能真正了解他，只有非常有见识的人，才会看清其真面目。”凡此种种，都是人的外貌和内心不统一的复杂现象。这是人世间最复杂的事物，没有大智慧的人，是处理不好这样的人与事的，这也是我们在这里研究的“帝王学”的精妙所在。


　　南北朝时的政论家桓范说：“如果贤惠和痴愚的不同，像葵花和苋菜那样容易区别，那还有什么不好辨认的呢？可是贤惠和愚劣却像莠与禾苗一样，常常似是而非，那就难办了。”战国时的哲学家杨朱在《法言》中说：有人问到知人之难时说：“人和人的区别如果像泰山与蚂蚁，河海与小水洼一样，那太容易分辨了！可是如果要区别大圣与大奸，就太难了！呜呼，只有把似是而非的现象辨别清楚后，才可以说知人不难的话！”


　　知人是合理用人的先决条件，陶朱公派幼子救兄就是典型的用人例证。我们现在姑且把它复述出来，或许会对今人有所启发：


　　陶朱公原名范蠡，他帮助越王勾践打败吴王夫差以后，功成身退，转而经商。后来辗转来到陶地，自称朱公，人们都称他为“陶朱公”。这个陶朱公后来成了大富翁。后来，他的二儿子因杀人被囚禁在楚国。陶朱公想用金钱赎回二儿子的性命，于是决定派小儿子带丰厚的钱财去楚国办理这件事。长子听说后，坚决要求父亲派他去，他说：“我是长子，现在二弟有难，父亲不派我去反而派弟弟去，这不是说明我不孝顺吗？”他同时还声称如果得不到批准，就要自杀。陶朱公的老伴也说：“现在你派小儿子去，还不知道能不能救活老二，却先丧了长子，可如何是好？”陶朱公不得已，就派长子去办这件事，并写了一封信让他带给以前的好友庄生，交代说：“你一到之后，就把钱给庄生，一切听从他的安排，不要管他怎么处理此事。”


　　长子到楚国后，发现庄生家徒四壁，院内杂草丛生，按照父亲的嘱咐，他把钱和信交给了庄生。庄生说：“你可以赶快离开了，即使你弟弟出来了，也不要问其中的原委。”但长子告别后并未回家，而是避开庄生去贿赂其他权贵。庄生虽然穷困，但却非常廉直，楚国上下都很尊敬他。陶朱公的贿赂，他并不想接受，只准备在事成之后再还给他，所以那些钱财他丝毫未动。陶朱公长子不知原委，以为庄生无足轻重。


　　庄生向楚王进谏，说某某星宿相犯，这时楚国不利，只有广施恩德才能消灾。楚王听了庄生的建议，命人封存府库，实行大赦。陶朱公的长子听说马上要大赦，弟弟一定会出狱，而给庄生的金银就浪费了，于是又去见庄生，向庄生要回了钱财，并感到暗自庆幸。庄生觉得自己被一个小孩子欺骗了，很是恼怒，又进宫见楚王说：“我以前说过星宿相犯之事，大王准备修德回报。现在我听说富翁陶朱公的儿子在楚杀人被囚，他家里拿了很多钱财贿赂大王左右的人，所以大王并不是为体恤社稷而大赦，而是由于陶朱公儿子的缘故才大赦啊。”楚王于是下令先杀掉陶朱公的次子，然后再实行大赦。结果，陶朱公的长子只好取了弟弟的尸骨回家。


　　长子回家后，陶朱公大笑说：“我早就知道他一定会杀死他弟弟的！他并非不爱弟弟，只是因为他年少时就与我一起谋生，所以吝惜钱财，而小儿子一出生就见我十分富有，所以自幼轻视钱财，挥金如土。以前我要派小儿子去办这件事，就是因为他舍得花钱啊。”


　　知人难，但不是不能知。古人对如何彻底了解一个人，总结出许多非常实用的方法，下面就是介绍和归纳。


　　如果想知道一个人语言的表达能力，可以向他隐晦含糊地突然提出某些问题，然后看他怎么解释；要观察一个人的应变能力，可以出其不意地连连追问他，直到对方无言以对；与人背地里策划某些秘密，可以发现一个人是否诚实；直来直去地提问，往往能看出一个人的品德如何；让人外出办理有关钱财的事，就能考验出他是否廉洁——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把钱财交给他，由他支配，可以观察出他是否仁义；或者，让他面临有利可图的事情，从他处理事情的方式也可以看出他是否廉洁；用女色试探，可以观察出一个人的贞操，就能知道他是不是一个淫乱的人；要想知道一个人有没有勇气，可以把事情的困难告诉他，看他有何反应；突然告诉一个人危险就在其身边，这样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勇气；让一个人喝醉了酒，能看出他的定力，可以看出他会不会酒后乱性。


　　《庄子》说：“派人到遥远的地方办事能知道一个人有没有贰心；而在跟前办事则能观察出他是否尽职。还有一种说法是近在身边与他亲昵，可以看出他是不是一个轻薄无仪的人；一个劲让人做繁杂的工作，可以看出他有没有临烦不乱的才能，或者说调理繁杂事务的本事；突然向一个人提问可以观察其机智，或者与之共同策划一事，以考察他的智力。姜太公说过，有连续不断之应变能力的人是有谋略的人。此外，还可以用仓猝间和一个人做约定的办法来观察他是否守信用。姜太公还说，办事过程中不向你隐瞒消息，就可以称作有信用。使一群人杂然而处，看某个人的神色变化，就能发现其人的种种隐情；或者让人随便看各种各样的东西，可以观察出他对什么事情是坚持不变的。”


　　《吕氏春秋》里说：“仕途顺利时看他所尊敬的人是谁；显达的时候看他所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在一个人青云直上时要看他提拔的是些什么人；富裕的时候要看他所抚养的对象，或者看他帮助些什么人。姜太公说，富贵了仍然那么朴素诚恳，就叫做仁。听其言，观其行，可以知道一个人是否仁善；看一个人经常接近些什么人与物，就能知道他的爱好；或者通过观察一个人的居室，就能大致估计出他的亲朋好友是些什么人，志向如何；经常接近一个人，要体味他说话的真义，是否谈论仁义道德；一个人倒霉、穷困时要看他不喜欢什么东西，或者看他不敢做的是什么，以及会不会做坏事；贫贱时要看他不爱做什么事，这样就能看出他有没有骨气；在一个人高兴时要考察他是否有自制力或者是否轻佻；在他快乐时要考察他的嗜好是什么或是否俭朴；让人发怒可以考验他的本性优劣，或者用仇人触怒他，可以看出他是不是个记仇的人；让人悲伤能知道一个人是否仁爱，因为宅心仁厚的人见别人悲哀也会与之同哀；艰难困苦可以考验一个人的志气或是否有随遇而安的修养。”


　　《人物志》里说：“从小聪慧的人，在小时候就能有所表现。所以说，文才本于辞藻丰富，辩才始于口齿灵俐，仁爱出于慈善怜恤，好施生于大方，谨慎生于畏惧，廉洁起自不拿别人的东西。”壮年人，要看他是否廉洁实干，勤恳敬业，大公无私；老年人，要看他是否思虑慎重，各方面都衰退了，身体精力都不济了，是否还要拼命挣扎；父子之间，看他们是否慈爱、孝顺；兄弟之间，看他们是否和睦友善；邻里之间，看他们是否讲信义；君臣之间，看君主是否仁爱，大臣是否忠诚。”姜太公说：“给他权力但不变心的才是忠。”这些用以识别人的方法叫“观诚”。


　　傅玄说：“知人的难处，最难的是辨别真伪。如果一个人的修养是源于道家，他就会言谈自然，崇尚玄妙虚无；如果是出自儒家，一开口就是礼仪制度，崇尚公平正直；如果是出自纵横家，就好谈论权力、机变，崇尚改革、变法。诸子百家各有不同的追求，各有不同的长处。分辨他们的不同，这不是我们所说的知人之难。当一个人静默不动的时候，怎样才能知道他将如何行动？当一个人说话的时候，怎能知道他真正想说的是什么？在他从政的时候，会做出怎样的业绩？在他赋闲的时候，他的学识如何？这四种情况虽然各不相同，仔细观察，总能发现他们的不同。所以这也不是我们所说的难处。


　　“我们所说的难处是，有的人说起话来引经据典，头头是道，实际上是在为自己的阴谋奸诈找理论根据。看风使舵，八面玲珑，受了侮辱却标榜自己如何如何品德高尚；贪得无厌却满口清正廉洁；残害众生却偏说自己多么仁慈；怯懦无能却说自己英勇非凡；为人奸诈却要信誓旦旦；淫荡好色偏偏装出坚贞不二的样子。凡此种种的伪君子，都有一套以假乱真的技巧，会花样翻新地迷惑人们的视听。这在普通百姓来说，是习以为常的事情，然而对于当权者来说，却是最为痛恨、忌讳的。有德行的人，力求使自己的心灵纯洁虚灵，虚心平和地待人，任凭外界人欲横流，但永不动摇端方正直的立身总则。明白了这些，才算明白了最正确的观察人的方法。百家九流，都有他们一贯坚持的原则。内心有了正确的观察人的方法，对外坚持原则，那些千方百计伪装自己的奸险小人就无处藏身了。空头高调谁也会唱，但只要以实践检验其实质，那么是非正误马上就暴露无遗了。”


　　因此，韩非子说：“在人们都睡着的时候，就无法分辨谁是盲人；当人们都不说话的时候，就无法知道谁是哑巴。醒了之后让他们看东西，提出问题让他们回答，哑巴和盲人就无法隐瞒了。仅仅是看口齿、观毛色，即使是最优秀的伯乐也看不出哪个是好马，只要让马驾车奔驶，就是不善相马的奴仆也能辨别是好马还是驽马。从一把宝剑表面的颜色和铸锻的纹理去鉴定，就是善观剑的欧冶子也未必知道好坏，只要在地上宰狗杀马，水里斩截蛟龙，即使是蠢人也能分辨剑的优劣。由此可见，能够明白通过实践考查事情、人物的真伪，是最高明的方法。”


　　古人知人有理论，也有实践。据说，北宋名相吕蒙正就是一位善于察士知人的人。吕蒙正做宰相后，朝中有人想巴结他，自称家中有祖传古镜一面，可照见百里之外的东西。吕蒙正一听这种论调，就知道此人在瞎吹牛，是个骗子，但他并没有当即动怒，而是很幽默地说：“我的脸面不过碟子大小，何必要一面能照百里的镜子呢？”


　　还有一次，皇帝想派人出使朔方，下令中书省选择能担当此任的人。吕蒙正很快便送上人选姓名，但皇帝没有答应，命他再议。第二天皇帝又问了三次，吕蒙正依然如故，三次推荐的都是同一个人。皇帝很是生气，便责问他：“卿为何如此固执？”


　　吕蒙正不加思索地回答：“非臣固执，大概是陛下没有深思。”并肯定地说：“臣知道此人可以担当出使大任，别的人赶不上他。臣不想以谄媚来讨好皇上，以免误国。”


　　在他的坚持下，皇帝终于任用了吕蒙正推举的人选，后来果然很称职。


　　宋真宗景德年间，吕蒙正告老还乡，真宗曾前后两次到过他的家乡亲自探望他。皇帝问他：“卿的儿子中有谁可以担当大任？”


　　吕蒙正回答说：“我的几个儿子都不中用，只有侄儿吕夷简现任颖州推官，却是个宰相之才。”后来，吕夷简因此知名，并受到重用。


　　史载吕蒙正的朋友富言想求吕蒙正推荐一下自己的儿子，吕蒙正同意了，要求见一见他的儿子。第一次见到那个孩子时，吕蒙正竟大吃一惊：“此儿将来名位不亚于我，而功勋业绩更在我之上。”于是，就把这个孩子留在了身边读书。这个孩子是什么人物呢？他其实就是北宋时两度入相、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富弼。从上述这些事例中，吕蒙正可以说是一个知人有道的人。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关于“知人”的事例与道理数不胜数，只要用心去把握，并在实践中提高自己的能力，作为领导者的知人水平就会逐渐提升。












　
明主相人术
　　为了在用人之前就能知人，古代中国的智慧谋略长河中就产生了“相人术”这样的支流。曾几何时，相人术被不分青红皂白地归入“封建迷信”中去，被斥为所谓的“传统文化糟粕”，这确实有点冤枉。以相人术鉴别人的道理，恰于中医的原理差不多，那是一种经验的总结：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先在察人识人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这些经验往往是从对人的外貌举止的观察中得出的——这方面又恰如中医中的“望闻问切”，所以不能忽视，更不能将其彻底否定。本节旨在从源远流长的相人术中摘取实用而合理的经验，并分类予以概述。清末儒将曾国藩结合他阅人无数的实践和两千多年的相术理论，总结出两句经典性的相人总则，可作为本节的提要：


　　端庄厚重、谦卑含容是贵相；事有归着、心存济物是富相。


　　一个人在关键时刻能不能做出决断，往往表示他是不是一个能成就大事的人，即所谓“当断不断，必受其乱。”基于这样的原则评价人，再兼之以他的相貌，就能做出万无一失的相人判断。


　　《相经》上说：“一个人的贵贱取决于骨骼，而寿命的长短则取决于其精神气质的虚实……人活的是一口气，凡呼吸匀长缓慢的人寿命都长，相反则寿短。骨骼坚硬的人寿长，但一生欢乐少；骨骼柔软的人寿短，但一生都会很快活。”


　　下面引述的《左传》中的一些故事，可以作为以神情举止来预测其命运的参考和例证。


　　鲁国的襄仲出使齐国，回国后说：“我在齐国听说他们准备来吃我国的小麦，依我看他们做不到。齐王说话支支吾吾、吞吞吐吐。臧文仲说过：‘做国王的说话支吾含糊，就快死了。’”不久后，齐王果然死了。


　　郑悼公前往晋国拜谢结盟成功。在举行授受玉璧的礼仪时，两国地位相等，东道国的君主应站在两楹柱之间的正堂，为客的一方则应站在东面楹柱的西边。不料，郑悼公却快步走到了东边。晋大夫贞伯见此情形后说：“郑伯恐怕快死了吧？他是在自己抛弃自己！他目光流散，脚步匆匆，不安于自己的位置，大概活不成多久了！”后来，郑悼公真的死在当年六月。


　　公元前578年春，周简王命令刘康公和成肃公会合晋厉公去攻打秦国。成肃公在土地神庙中接受祭肉时，态度很不恭敬。刘康公说：“我听说人受天地的中和之气而降生，这就是命。因此产生了行为、礼义和威仪的准则，为的是巩固这命。能遵守这些准则并维护它的人就可以得到福禄，否则就要遭殃。因此有德行的人对待这些准则总是很勤谨，老百姓也是尽力而为。勤谨莫过于恭敬，尽力莫过于老实。恭敬在于供奉神灵，尽力在于安守本分。国家中的大事，就是祭祀和作战。祭礼时供献熟肉和作战前接受生肉的仪式是人神交接的重大环节。现在成肃公那么懈怠，这是不要自己的命了。恐怕他再也不能回到本国了吧？”当年五月，成肃公果然死在了一个叫做“瑕”的地方（今湖北随县境内）。


　　晋平公宠幸程郑，让他担任下军的输佐。郑国负责外交的官员公孙挥出使晋国，程郑问他：“请问怎样才能降低自己的官位？”公孙挥回答不上来。回国后对然明讲起这件事，然明说：“程郑要死了吧？不然就得逃亡。高贵而知道害怕，害怕而求降职，不会没有办法，位居人下就是了，有什么好问的？身居高位而求下位的人是有智慧的人，但程郑不是那样的人，恐怕是碰上迫不得已、要使他逃跑的挑战了吧？要不然就是他有老疑虑别人要迫害他的精神病，担心自己随时会被害死吧？”第二年，程郑果真死了。


　　周景王派单成公到戚邑去会见韩宣子。单成公目光低垂，言语迟缓。叔向说：“成公快要死了吧？大臣上朝都有一定的位置，会见诸侯时进退有一定的秩序。上衣的左右襟要在胸前交会，腰带的结子要打在前面。会见和上朝时所说的话，一定要让大家都听到，这是为让讲的事明明白白，有条有理。目光不能超出腰带结和衣领之间，这是为了让容貌端庄。用语言明确自己所说的事情，再用容貌加强它，丧失了这些准则就会有损形象。现在成公作为周王的特派长官，在朝会中传达周王的命令时，目光高不过腰带的部位，声音传不出一步远，神情萎靡不振，言语含糊不清。神情不振就无法让人敬重，言语不清就无法让人遵从。这都表明他已经没有守护身体的生气了。”单公果然就死在当年的冬天。


　　宋元公宴请鲁国大夫叔孙昭子，酒喝得很快乐，两人说话中间又哭了起来。当时乐祁陪宴，退下来后对别人说：“国君和叔孙昭子今年恐怕都活不成了吧？我听说，该悲哀的时候却快乐，或者该快乐的时候却悲哀，都是丧失心智的表现。清爽的心智才有魂魄，现在他们的魂魄都不在了，怎么能长久得了？”就在这一年，叔孙昭子和宋元公真的相继去世。


　　邾隐公前往鲁国朝见鲁定公，隐公拿着玉圭的手抬得很高，脸向上仰。定公接受玉圭的手放得很低，脸向下俯。如果按照礼仪观察他们，这两位国君皆有死去或逃亡的征兆。脸仰得高，是骄傲的表现；身体俯得低，是衰颓的标志。骄傲近于昏乱，衰颓近于疾病。鲁国的大臣看到这种情况后表示很担心：“我们国君是主人，恐怕先死的是他吧？”后来，鲁定公真的死在这一年。


　　鲁哀公七年（公元前488年），鲁国放回了被俘的邾隐公。卫出公与吴国在鲁国的郧邑（今山东莒县南）会见，吴国人包围了卫出公住宿的地方。子贡向吴太宰嚭求情，吴国人这才放了卫出公。不料，这个卫出公回国后竟然开始学着说吴语。他的公子年龄尚小，但是却有自己的见解：“君王你一定将不免于灾祸了，恐怕要死在吴国吧？你被人家抓起来关在那里，还要喜欢人家的语言，说明追随人家的志向是很坚定的了！”后来，卫出公终于死在他国。


　　鲁襄公按楚国宫殿的风格建筑宫室，穆叔说：“《尚书?太誓》中说：‘人们所欲望的，上天必定听从它。’大王是想到楚国去了吧，所以才修建这楚式宫殿。如果不能再去楚国，也一定会死在这宫殿里。”六月二十八日，襄公真的死在了这座宫殿里。


　　晋厉公派郤犨送孙林父去卫国和他见面。卫定公宴请苦成叔（即郤犨），苦成叔很傲慢。卫国大夫宁子说：“苦成叔要灭亡了吧？古时候设置宴席，是为了观察威仪和思虑祸福。所以《诗经》中有诗说：‘牛角杯弯弯，香甜的酒绵软。彼此交往谦恭温和，种种幸福自然光临。’现在他这么傲慢，这是要自取灭亡了！”过了三年，郤氏灭亡。


　　公元前552年，数国诸侯在商任（今河南安阳境内）相会的时候，齐庄公和卫国国君公孙剽的态度都不恭敬。叔向说：“这两个国君必定不免于灾祸了！会见和朝见，是礼仪的经纬。礼仪，是政治的车辆；政治，是身体的守卫。怠慢了礼仪，政治上就会有过失；政治上有了过失，就不能安身立命。因此这两国必定要发生祸乱。”四年后，齐国发生了弑君事件，接着，卫国的公孙剽也被杀害。以上这些发生在春秋时代的真实的历史事例，都说明了人的内心灵气的征兆一定会通过形容相貌、言谈举止表现出来，从而可以作为预测一个人命运的依据。上述事例，大体上可以说明这一道理。


　　十九世纪著名的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曾经说过：“一个人过了四十岁，就要为自己的长相负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根据笔者的理解，他的意思是说，人的内心活动与实际生活对人的相貌有着很大的影响。相应地，我们也可以从一个人的相貌大体判断他的身份与经历。看过福尔摩斯探案小说的读者可能都很熟悉这样一个情节：福尔摩斯在看了一个退伍老兵一眼后，立刻就猜出了他的重大经历：在阿富汗当过兵，参加过两次重大战役，腿上受过伤，退伍后做烟草生意……在惊讶的同时，我们可以发现，“相人”是一门高深但决不是没有根据的学问，是有规律可循也是可以通过实践掌握的。如果一个领导不会观察细节，不会“以小见大”，无法从一个人的精神面貌以及言谈举止上去分辨下属的品性，那么他的工作肯定会遇到挫折，这样的领导也很难说是合格的领导。












　
欲成一流事业，必求一流人才
　　著名导演冯小刚拍摄的喜剧电影《天下无贼》中的“贼头”胡黎说过这么一句意味深长的话：“21世纪什么最重要？人才!”虽然这句话看上去是在搞笑，但实则以喜剧的形式道出了一条千古帝王学的真理——人才永远是帝王成就事业的最重要因素。自古以来，人才难得，欲成就一等事业，必得一等人才。中国历史上前有齐桓公见稷之诚，后有刘备三顾茅庐之志，总之，这些历史事例都告诉我们：人才可得，事业可成。


　　黄石公说：“从前太平的时候，诸侯有两支军队，方伯有三军，天子有六军。世道混乱就会发生叛逆，王恩枯竭后诸侯就结盟、立誓，相互征伐。当政治力量势均力敌，无法一决高下的时候，争霸的双方才会招揽天下的英雄。所以说，得到人才国家就会兴盛，失去人才国家就会衰亡。那怎么知道是这样呢？”下面我们看一些具体的历史事例。


　　从前，齐桓公去见一个叫稷的小吏，一天去了三次也没有见到，侍从阻止他，桓公说：“有才能的人轻视爵位、俸禄，当然也要轻视他们的君王；君王如果轻视霸主，自然也会轻视有才能的人。即便稷敢轻视爵位和俸禄，我难道敢轻视霸主吗？”就这样，齐桓公去了五次才见到稷。


　　《尚书》上说：“能得到贤人并拜他为师的人，可以称王天下。”为什么这样说呢？齐宣王召见颜触时说：“颜触你到前面来。”不料颜触也针锋相对地说：“大王你到前面来。”颜触到前面去表明他是为权势，齐宣王到前面去则说明他礼贤下士。宣王一见颜触对自己持如此的态度，就变了脸，说：“是君王尊贵呢，还是士人尊贵？”颜触说：“从前秦国攻打齐国的时候，曾经下过一道命令：有谁敢去柳下季的坟墓五十步之内打柴、采摘的，一律处死，不予赦免。并且还下过一道命令：有能得到齐王人头的，封他为万户侯，赏赐黄金二万两。由此看来，活着的大王的人头，还不如一个死士的坟墓。”宣王于是被说服，拜颜触为师。


　　当时，宣王身边的人说：“我们大王拥有千乘之地，千斤之钟，四面八方，没有敢不服从的。现在名声高的士人也只是普通百姓，每天步行到地里去干活；等而次之的则住在边远偏僻的地方，做闾里、巷口的看门人。士人的低贱，真是到了极点啦！你还傲慢什么？”


　　颜触说：“从前禹的时候，有诸侯万国。舜是从一个农民发展起来，成为天子的。到了汤的时候，诸侯只有三千。而到如今，南面称王的还传不到四代。这难道不是由于不重视士人造成的吗？诸侯渐渐地被杀戮，消灭，等到国破家亡之时，就是想做闾里、巷口的看门人，也不可能了。《易经》上不是说过，有些人‘身居高位而不具有相应的德才吗？’所以，帝王不做踏踏实实的工作而喜欢弄虚作假、标榜虚名的，国家会日益衰弱；没有德操却祈望享福的，必然会遭到穷困窘迫的下场；没有功劳却享受俸禄的人必然要受侮辱、遭受灾殃。所以说，好大喜功，必不能建功立业；夸夸其谈而无实际行动的人，终究不能实现其理想。这都是爱虚名、好浮夸而无治国爱民的实际行动的人必然会有的下场。所以尧有九个帮手，舜有七个诤友，禹有五个丞相，汤有三个辅佐。自古至今，得不到贤德之士的辅佐而能建功立业的人，从未有过。因此，君王不应以经常向人求教为耻辱，不应以向别人学习为惭愧，只有将自己的姿态放低，才可以实现他的理想。”


　　老子说：“纵然尊贵，必须以卑贱为根本；纵然高峻，必须以低下为基础。所以，君王、诸侯要自称‘孤’、‘寡’、‘不谷’。所谓‘孤、寡’，就是卑贱的意思，而君王们用以自称，难道这不是在表示他们谦居人下并尊重士人吗？尧传位给舜，舜传位给禹，周成王任用周公旦，世世代代都称他们为明主，就是因为他们懂得贤士的可贵啊！”


　　俗语说：“沐浴不一定要去江海中，只要能去污就行；马不一定非要骐骥，只是它善跑就行；用人无须他多么贤德，只要他懂得道就行；娶妻不必出身高贵，只要她贞节就行。”为什么这么说呢？淳于髡对齐宣王说：“从前的人喜欢马，大王也喜欢马；从前的人喜欢美味，大王也喜欢美味；从前的人喜欢美女，大王也喜欢美女；从前的人喜欢士人，大王却偏不喜欢。”


　　齐宣王说：“国家没有士人啊，如果有，我就会喜欢他们。”


　　淳于髡说：“从前有骅骝、骐骥，现在没有，大王从众多的马中挑选好马，这说明大王是喜欢马的；从前的人好吃豹子、大象的胎盘，现在没有，大王从众多美味中挑选佳肴，这说明大王是喜欢美味的；从前有毛嫱、西施，现在没有，大王就从众多美女中挑选丽人，这说明大王是喜欢美女的。大王一定要等尧舜禹汤时的贤士出现，才去爱惜，那么尧舜禹汤的贤士也就不会喜欢大王了。”


　　鲁仲连对孟尝君说：“你说你重视人才，其实不是。”孟尝君说：“那是因为我没有得到人才的缘故。”鲁仲连说：“你马厩中有上百匹好马，没有一匹不是不身披绣衣、吃精料的，难道都是千里驹？后宫中的十个妃子，没有不身穿绫罗绸缎，吃美味佳肴的，难道其中有毛嫱、西施？美女、骏马要用现在的，而人才为什么一定要用古代的呢？所以说，你说你重视人才，其实不是。”


　　张敞在《与朱邑书》中说：“对饥人来说，糟糠都是美味；对饱人来说，美味都让人厌食，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就在于‘有’还是‘没有’。从前陈平虽然很贤德，有才能，但必须通过魏无知才能进入朝廷；韩信虽然有奇才，但必须在投靠萧何后才会被信任。所以，每个有才能的人想要发达，都有个时机问题。如果等有像伊尹、吕望一样的人来推荐你所需要的人才，那么这些人才就无须通过你进身了。”


　　《淮南子》说：“等有腰袅、飞兔这样的骏马才驾车，那世上就没车可乘；等有西施、洛神这样的美女才纳妃，那终身别想成家。只有不等古时的英才出现而能获取的人，才会凭借现有的人才去使用他们。”俗语说：“美玉做的船和桨，没有渡江的功用；金玉成的弓弦，没有发射箭矢的功能。因此，光是清高而不干实事的人，不是拨乱匡时的人才。温文尔雅而无治理才能的人，不是诚信、聪慧的辅佐。”何以见得？魏无知把陈平推荐给汉王刘邦，汉王任用了陈平。周勃和灌婴说：“陈平和他嫂子私通，还接受过贿赂。”汉王责备魏无知，魏无知回答说：“我所说的是才能；陛下你听说的是品行。现在即便有如尾生一样坚守信约的好人，却对胜负的命运一无所益，陛下能靠这样的人打江山吗？现在楚汉相争，我举荐人，只考虑到他的计谋是否确实对国家有好处而已。陈平与嫂子私通，接受贿赂，这是事实，但我们又何必因此而怀疑他的才能呢？”汉王说：“说得好。”


　　黄石公说：“品行高洁的人，不能用爵位、俸禄打动；坚守节操的人，不能用刑罚逼迫。招引品行高洁的人，要以礼相待；招引坚守节操的人，要能有助于实现他的理想。”为什么呢？郭隗劝燕昭王纳贤的例子就是明证。


　　郭隗说：“为帝王者与老师相处，为君主者与朋友相处，称霸者与臣子相处，亡国者与仆役相处。曲意顺从，虚心求教，才能百倍于自己的人才都会前来；求贤不持久，求教没恒心，就只会得到才能十倍于自己的人才；人家主动前来，自己才去迎接，那只能得到才能与自己相仿的人；颐指气使，只能得到奴仆，而暴戾恣睢，怒吼喝叫，那就只能得到奴才了。”


　　黄石公说：“士人所依附的是礼义，为之而死的是赏赐。把礼义和赏赐明明白白地摆在那里，你所需要的人才就会到来。”为什么这样说呢？魏文侯的太子向田子方行礼，田子方不还礼，太子很不高兴，对田子方说：“不知道是贫贱的人傲慢呢，还是高贵的人傲慢？”田子方说：“当然是贫贱的人傲慢啦！高贵的人怎敢傲慢？在高位者傲慢就会失去国家，大夫傲慢就会葬送封地，贫贱的人却没什么可丢失的。不顺心了穿上鞋就走，没什么可留恋的，到哪儿还不是一样的贫贱？”


　　《论语》中说：“眼力一样的人才能看见同样的东西，听力一样的人才能听见同样的声音。同心同德的人才会相亲相爱。声音的频率相同，即使在不同的地方也会互相呼应。”韩非子说：“志趣相同才会彼此欣赏，志趣不同就会互相排斥。”怎么才能证明这一点呢？


　　楚襄王问宋玉说：“先生你莫非哪些地方做得不够好吗？为什么大家都不钦佩你呢？”


　　宋玉回答说：“鸟中有凤凰，鱼中有巨鲸。凤凰一飞，冲上九万里云霄，翱翔于清空之中，那笼中的鹌鹑怎能知道天有多高？鲸鱼早发昆仑，晚宿孟津，水沟里的小鱼，怎能知道海有多大？所以不单是鸟中有凤，鱼中有鲸，士人中也有与凤和鲸一样的人啊。圣人心志瑰伟，超然独处，世俗之人，又怎会了解我的所作所为呢？”


　　我们可以这样来讨论这一问题：世间的善恶，是不容易了解的。如果不是聪慧之人，是分辨不出善与恶的界限的。为什么呢？文章被军人武夫耻笑，不一定就不好，但如果被扬雄、司马迁所耻笑，那才是真的不好呢！大臣被桀、纣否定，不一定真的愚蠢，必须要是被尧、舜否定，那样才算是真的愚蠢。世俗的毁谤与赞誉不值得相信。人们常说：夜里不出门，怎知有夜行人？姜太公说：“智慧与众人相同的人，不能做人的老师；技艺与众人相同的人，不能做一流的匠人。”


　　老子说：“凡夫俗子听到‘大道’时，就会哈哈大笑，如果他不大笑，就不是‘道’了。”所以说，常人所嘲笑的，正是圣人所重视的。根据我们对古往今来的历史故事的考察，这是千真万确的。


　　《论语》中说：“拥有国家的君王，不能说全国没有深谋远虑的臣子，整个朝廷没有计策高明的士人，而完全在于君王能不能精明、审慎地发现人才。”为什么这样说呢？从前的汉高祖是英明的君主，他采纳陈恢的计谋，就攻下了南阳；不采用娄敬的计策，就被困于平城。广武君，是足智多谋的人，韩信采纳他的计策，就把燕、齐攻下了；陈余不用他的计策，泜水之战就失败了。由此看来，不能说事情成功的有出谋划策之士，失败的就没有深谋远虑之臣。虞公不采用宫之奇的意见，被晋所灭；仇由不听赤章的话，被智氏所灭。秦国老臣蹇叔的哭泣，不能挽救崤之战秦国的失败；赵括母亲的苦劝，也不能挽回长平之战赵国的惨败。这都是由于当权者听取意见时不明慎造成的。因此说，只要在高位者善听善察，天下的忠臣谋士遍地皆是。


　　从另一方面来看，天下如果没有灾难发生，有贤德的人也无处施展才能。老子说：“大道败坏，然后才有仁义产生；国家昏乱，然后才有忠臣出现。”《淮南子》说：“一个人在没有业绩的时候就想了解他的才能，只有尧对舜才能做到；功业建立之后才了解他的才能，这是市井之人了解舜的途径。”


　　由此可以推断，如果商朝没有鸣条打败夏桀一事，伊尹就只能是作为陪臣陪嫁到有莘国；如果周朝没有牧野之战的胜利，太公就只能是一个在渭水河畔钓鱼的人，那样他们怎么能在碑刻和史籍中留下名字，将其功勋记载在国家档案中呢？所以说，贤能与不贤能，是人的才能；能不能得到君主的赏识，则是机遇。


　　黄石公说：“网罗英雄豪杰，敌国就会势穷力竭。英雄豪杰是国家的栋梁；有教养的国民是国家的基石。只有得到栋梁之材和民众的拥载，国家的政策才会得以贯彻执行，人民群众也不会有怨言。”由此可知，知人然后才会明哲。对于帝王来说，这是最困难的事情。












　
有好制度才有优秀的人才
　　英明的君主，贤能的臣子，必须辅之以完善的管理体制，才会有政治的清明。国家如此，机关如此，企业如此，任何一个“治人”或“人治”的单位莫不如此。任何政治制度，从理论上来讲，都是得到有贤德之人才就兴盛，否则就失败。所以我们首先简要地讨论了人才的品行道德。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论述政权的本体了。


　　古代设立帝王的原因，不是为了满足他们的贪欲，而是因为社会上的人总是强大的欺压弱小的，狡诈的欺侮老实的，因此才设立天子来管理他们，好让天下公平合理，万众一心。然而，天子一人无论多么英明，也不能管到天下所有的地方，所以才设立三公九卿和各级官吏来辅佐他。因为风俗与中原不同的偏远之地感受不到天子的恩泽，所以设立诸侯来治理、教化他们。所以说，这种用教化来统治的方法是由来已久的。为什么这样说呢？管仲说：“使国家处于不被倾覆的稳固状态，是因为有了道德。”


　　周武王问鬻子(音yù，名熊，西周时有熊家族首领，其曾孙熊绎楚国始祖)：“我希望守住基业就一定成功，想获得就一定到手，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鬻子回答说：“攻与守的道理相同，和睦与严苛是基本方法。然而，守业可以依靠和睦但不可以依靠严苛，严苛不能像和睦那样使国家稳固；和睦的方法可以用来进取而严苛不能，用严苛的方法不如像和睦那样容易获得成功。诸侯发布政令，能对人民公正，是‘文政’；对待士人，使用官吏都能做到恭敬有礼，是文礼；断案用刑，以仁义待人，就是‘文诛’。以这三种政策作为国策，并作为基本理论统一国民的思想，守业不存，进取不得，这样的情况从古至今还未曾听说过。”


　　战国时的法家尸佼在其所著的《尸子》一书中说：“德，是天地万物生生不息的象征；义，是天地万物和谐融洽的象征；礼，是天地万物井然有序的象征。使天地万物各得其所，使形式和本质相统一，就是最大的仁。”


　　老子的学生尹文子说：“人无廉耻就无法管理，不懂礼义就不能实行法治。法律能杀人，但不能使人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可以惩罚盗贼，但不能使人知廉耻。明君在上，应将善恶美丑明明白白地显示给人民大众，用批评和表扬来引导人民，亲近贤人并提拔他，蔑视小人并黜退他。不随便动用刑法，同时要修明礼义，任用贤能。”又说：“仁义并不能使普天下的人都得到好处，但只要使某一个人得到好处，人民大众就会追随跟从；残暴也不可能危害所有的人，可是只要危害到某一个人，人民大众就会有反心。所以任何政策法令的实施或者废除，不能不反复考虑，慎之又慎。”


　　明朝的一些故事就是很好的例子，从这些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制度的力量。


　　终明一朝，中央政府的最高权力在皇帝手中，设立内阁的作用只是作为皇帝的个人顾问，并且六部的权力也比较弱。明太祖创立这套体制的初衷，是想要做到集国家所有权力于一身，大到国家政事，小到老百姓的衣食住行，都要纳入皇帝的操控范围内。我们需要了解，在洪武和永乐两朝，这个严酷的制度对于整饬国家事务，是颇有效果的。但是，那样的高压政治毕竟不是国家统治的常态。


　　但是，到了仁宗、宣宗统治的时候，因为当时明朝文官治国的思想开始逐渐浓厚，具体的行政权开始向内阁和六部转移，皇帝那事必躬亲的无上权力开始逐渐萎缩。必须承认，这样的演变不是皇帝的初衷，而是符合了一个国家在实现稳定之后的官员们的诉求，并不是因为皇帝昏庸、懒惰才导致的。在这一时期，明朝的文官体制开始逐渐成型。


　　在这种体制下，首先，明朝的官员敢于犯颜直谏，敢于用礼仪道德的大义束缚皇帝，以近代学者辜鸿铭所说的“道德宪法”来约束皇帝，对皇权形成了掣肘，所以，他们能争取到越来越大的权力。至于皇帝，他不可能一个人就能管理全国的政务，所以需要依赖内阁和六部大臣来帮助自己具体执行政治决定，皇帝也确实需要依赖大臣们给自己做参谋。


　　到了弘治年间，文官体制更趋成熟，这种情况就已经是皇帝没有办法控制的了。皇帝虽然是国家统治权力的来源和象征，但他们做任何事情都已经没有办法自作主张了。比如说，明武宗正德皇帝想要南巡（其实就是想去富庶的江南玩一次），权力意识大增的大臣们全体表示反对，说那样太浪费了，而且会扰民。任性的正德皇帝也无可奈何。至于嘉靖年间的“大礼仪”和万历年间的“国本”之争，则更是明朝中后期历史的两大事件，对整个王朝统治的走势产生了根本性影响，制度的力量在官员们前仆后继的苦谏下显得巨大无比。此时，明朝的皇帝们已经变成了退居幕后的国家最高统治者，行政权已经几乎完全落在了内阁和六部大臣的手里。在这种情况下，皇帝苦于要不回自己作为最高统治者的行政权力，只能逐渐退居深宫，避开大臣们来做最高的决议人。当然，这两个皇帝动辄十数年不上朝，则不是大臣们希望看到的事。不过，在这样的时期，整个国家名臣辈出，学术思想也空前繁荣。君王无能或者懒惰的时候，国家往往人才辈出，这是历史跟人们开的大玩笑。


　　说远一点，我们再看看后来的清朝。同样，皇帝一个人不足以全理国家事务，但是他们死守着手中的权力，不信任大臣，尤其是汉族大臣。但是，清朝的皇帝普遍给人勤政的印象，而明朝的皇帝呢？除了昏庸、懒惰，一般人大概找不出别的好词了。我们拿为很多人喜欢的乾隆皇帝和明朝的正德皇帝比，根据他们二人的所作所为看，这两个人非常相像，但是二人的历史名声则有着云泥之差！其实，两个人都是好玩好色、宠幸奸佞的皇帝，而乾隆的南巡次数远多于正德，他的宠臣和珅搜刮的钱财远胜于正德帝宠信的太监刘瑾。即便可以说乾隆比正德在执政能力上有高明的地方，但是明清的体制不同，正德皇帝手下有以杨廷和为首的内阁在帮他，因此正德在治国方面不比乾隆差，他身后的嘉靖、隆庆皇帝统治期间，明朝的国势到达巅峰。


　　也许，乾隆帝和正德帝的区别仅在于，正德南巡的时候，百官谏止，大臣们以死相逼，搞得朝野上下一片哗然，区区一件南巡的“小事”就演变成皇帝和大臣争夺权力的政治斗争。那么，在乾隆统治的时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历史上，乾隆南巡的时候，朝廷内外的文武百官们（其实是“奴才”们）想的是怎么样争取做个皇帝南巡的随从，以接近皇上，讨得欢心，遑论进谏了。乾隆驾崩后，从他的儿子嘉庆皇帝起，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大清朝的国力可谓是江河日下，扼杀人才的制度使得整个神州大地呈现出一片“万马齐喑”的惨淡局面。坏制度的巨大负面力量不幸地得到了证明。


　　总之，由于制度的原因，明末在各项政治规定上已经接近于近代，在此前的中国历史上，似乎没有哪个朝代的皇帝的自由最后萎缩到那么小的范围，连立太子都身不由己，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而到了满清时期，异族统治下皇权的畸形强大是中国在满清时代落后于世界的根本原因。乾隆皇帝在晚年对于他统治下的朝廷有个评价，就是“本朝无名臣”，他的意思是，朝廷能取得那么大的政绩，身为“十全老人”的他自然居功至伟，他手下的大臣不过是给他跑腿办事的。其实，清朝大臣的能力并不见得比以往的朝代差，但是由于体制不同，一旦“万马齐喑”的局面出现，那么有多少人才也都会被制度扼杀掉了。所以，作为现代的领导者，必须要注意审视、反思自己单位制度上存在的问题，否则，不仅招不来人才，即使人才来了，也会被浪费掉，最终导致本单位的事业与利益受损。












　
领导要提高自身修养
　　三皇虽然没有传下修身治国的言论，但是他们潜移默化的仁德遍布四海，所以天下老百姓不知把功劳记在谁的名下。历史上称伏羲、女蜗、神农为“三皇”。“帝王”一词的内涵，就是依照自然的法则，有理论，有法规，因此天下太平。有了功劳，君臣谦让，他们的美德，无形中变成了老百姓的行动，百姓当然不明白其中的奥妙。所以古代的帝王使用群臣不需要那么多的礼仪法规、赏罚奖励就能使臣下和美而不互相伤害。


　　作为五帝之首的轩辕黄帝，依据阴阳四时制定历法，按照农时所宜播种，充分发挥心智、体力和视听功能，节约使用山林江河的资源，在位时有土德的瑞兆，所以号称“黄帝”。颛顼高阳做领袖时，保护资源，治理土地，依据天象制定历法，崇拜山川之神，并按其尊卑秩序制定礼仪，依四时五行之气教化民众，虔诚地祭祀天地之神、祖先之灵。凡天下之物，活动的禽兽，静止的草木，大到名山大川的神灵，小到丘陵坟茔的鬼魂，遍及日月所照之处，没有不归顺的。帝喾（kù）高辛当领袖时，取山川大地的财物节约使用，抚养教育万民，引导他们谋利益，按照日月的升降制定历法，认识到鬼神的玄妙而虔诚地祭祀，整个部落的景象显得肃穆兴旺，社会风气也显得高尚。帝尧为领袖时，仁德涵养有如天空一样广博，智慧像神明一样微妙，人民如葵花向日般地追随他，像禾苗企盼云雨一样仰望他。那时候的帝王，富有而不骄纵，高贵而不傲慢。虞舜为领袖时，多么微小的好人好事也都要表彰，多么隐蔽的坏人坏事也都要揭露，他运用自然的法则来惩恶扬善，群臣心悦诚服而后让他们遵守各种制度。


　　综观五帝的治国之道，都能善用无为而治的法则，并在运用中使之体现为最高的和谐，天下百姓在日常生活中得到了实惠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行为合乎道义却好像生来就有这种修养。这就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之仁德的具体表现。


　　如果说五帝是以德治国，那么三王（夏禹、商汤和周文王）的治国之道就是征服人心了，这道理可以用两个人的话来证明：


　　韩信曾经说：“项羽所过之处，杀人放火，恣意残害生灵，老百姓不顺从他，就用暴力劫持。这是以势压人，名义上是称霸天下，实际上丧失了人心。他的所谓‘强大’是很容易衰弱的。”


　　诸葛亮在劝说孙权联刘（备）抗曹（操）的时候说：“荆州虽然在名义上归顺了曹操，实际上是迫于大军压境，并非心悦诚服。现在将军（孙权）只要命令猛将与刘豫州（刘备）同心协力，合力破操，一定能胜利。”由此言之，人心不服，敌人的攻势很容易被打破，所以说，王者之道，降心服志也。出色的领导，往往是杰出的“心理学大师”。


　　制定方针策略以防衰败，为政清明，国防巩固，然而并不发生战乱，天下太平，君不疑臣，臣不疑君，国家稳定，人主安祥，群臣遵循仁义的规范，进退有序，那样也可以达到美好而无患的大治景象。


　　上古有过三代明王，开创大业，文采风貌虽然不同，但盛世的美名却是一样的。夏代推崇忠实，忠实过头了就产生粗野的流弊，最好的补救办法是崇敬；殷商时代，对忠的流弊进行了改革修正，推崇敬鬼神，讲尊卑，可是崇敬的流弊是迷信，最好的补救办法是文明教育；周代的统治者为了矫正殷商六百年的动荡不安，大力提倡文治，然而文治也有弊端，那就是人们会变得太虚伪，于是又反回来提倡忠君爱国。夏商周三代就这样因循反复，就像火大了用水救、救灭再生火一样，绕了一个历史的大圈。因时制宜，救弊补偏，这就是三王的治国之术。


　　霸主的治国之术是以权势来驾驶，以信誉来团结，以赏罚来使用人才。不讲信用，人才就会疏远；赏罚制度毁坏，人才就会离去。


　　《左传》中记载：公元前633年，楚成王军队包围了宋国的都城。宋成公派使者去晋国告急。晋文公召集群臣商量。晋国的名将先轸说：“报恩、救难、立威、称霸，就看这一次了。”晋文公的舅父狐偃（字子犯）说：“楚国刚刚得到曹国，最近又从卫国娶妻。现在如举兵进攻曹、卫，楚必分兵援救，那么齐、宋就可以解围了。”


　　于是，晋国在被庐这个地方举行大规模阅兵，按大国编制组建三军。经过商量，任命大夫郤縠为元帅，统帅中军。


　　晋文公一回国就致力于训练民众。次年，文公想使用他们，子犯说：“晋国战乱多年，人民还不知道什么是义，还没有安居乐业。”于是，晋文公加强外交活动，护送周襄王回国复位。回国后他又积极为人民谋利益，人民开始逐渐关心生产，安于生计。


　　不久，文公又想用兵，子犯又说：“民众还不知道什么是信，而且还没有向他们宣传信的作用。”于是晋文公又征伐了一个叫做“原”的小国，约定三天内攻不下来就撤兵。三日后，晋文公真的信守诺言，退兵三十里，向国内外证明他的诚实和信用。在这一系列行动的影响下，晋国的商人做生意不求暴利，明码标价，童叟无欺，全国形成了普遍讲信誉的好风气。


　　于是，晋文公说：“现在总可以了吧？”子犯说：“人民还不知贵贱尊卑之礼，没有恭敬之心。”于是，文公用大规模的阅兵来表现礼仪之威严，设置执法官来管理官员。这样一来，人民开始习惯于服从命令，不再有疑虑。直到这时，晋文公才开始使用他们。城濮一战，迫使楚国撤兵谷邑，解了宋国之围，晋文公一战而称霸诸侯，这都是晋文公听从子犯的教导，善于用仁德教化的结果。这是五霸之主以仁德治国的一面。


　　所以说，治国的根本问题是怎样用刑法与仁德，正确的方针是二者都不偏废，相辅相成。天以阴阳二气构成一年四季，人以刑德二法构成治国之道，即便是圣人执政，也不可偏用其一。以这样的观点来看，运用仁德较多，刑法较少的是五帝，刑德并重的是三王，刑法较多、仁德较少的是五霸，而只用刑法暴力统治，从而导致国家二世而亡的，就是秦了。


　　按照这个标准，古代治理国家，其政制可分为三类，一是王者之政，靠的是人文教育；一是霸者之政，靠的是刑法的威力；再一个就是强权政治，靠的是暴力酷刑。总之，统治的规律是教育不起作用就用刑法强迫，刑法不起作用就用暴力镇压，暴力也不起作用就屠杀。到了最后这一步，就不为王者所赞同了。


　　所以，唐太宗时的名臣虞世南说：“从前秦始皇弃仁义而用暴力，虽然可以吞并六国，统一天下，然而坐天下就不行了。这就是运用刑法治国的弊端。”


　　有人问他：“你所说的五霸之道我已听明白了，敢问汉高祖刘邦和光武帝刘秀都是崛起于乡间，平定了天下战乱，开创了帝王大业。刘邦豁达大度，刘秀谨慎细心，各擅其美，龙飞凤翔，所以能收拾残局，保护人才，拯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然而就其济世之大德，帝王之天威而比较，谁优谁劣呢？”


　　昔日汉室初兴，刘邦因残暴的秦王朝而起事，诛灭项羽，一统天下，光宗耀祖，功勋可比汤武，伟业流传子孙。他是帝王中的元勋，人君中的盛主啊！然而他的名声、品行毕竟不那么真正合乎道德，所以死了以后，果然让凶恶的吕后肆无忌惮地干尽残酷暴虐的坏事。他的爱妃戚夫人被砍去四肢，挖目薰耳，喂上哑药，扔在厕所中，称为“人彘”；戚夫人的儿子赵王刘如意也被幽禁，最后遭到毒杀。刘邦死后，他的亲生骨肉连连遭受屠杀，吕氏家族独揽朝纲，国家政权几乎被吕氏篡夺。上述种种，难道不是刘邦缺乏深谋远虑的结果吗？


　　然而，刘邦手下的猛将谋臣都是古今少有的奇才，只因为他能选任、重用他们，听其言，观其行，所以才会统一天下，登上帝王的宝座。


　　汉世祖光武帝刘秀（高祖九世孙）继承了皇室家族的仁善德性，禀承了忠贞温和的纯正性格，遵循外修风度内修精神的要则，兼有儒家的美德和才华。聪睿豁达、博学多识、仁义智慧、开明宽容、慎重周密、乐施爱人，这些都构成了他的品道修养。他所处的时代，多灾多难，无法无天，正值皇家气数已尽、世道艰难之际。在这样的时局下，他有如一声春雷，声势雄壮地举兵起事，组织武装力量来抗击强暴势力，发动起义部队扫荡残军败将。他的大军还没有从南京出发，王莽已经被洛阳的乱兵杀死。像刘秀这样的人，心存安邦定国的大志，在胜券稳操以后才发动群众，计划谋略确定以后才采取军事行动，所以他每次进军都没有攻克不了的堡垒，发动每次战役时他的军队都没有临阵脱逃的士兵。他用宽厚仁慈之心来团结群众，以超常的德行使远方的人才慕名而来。因此，窦融闻听他的名声就如影随形般地追随他，马援第一次见面就赞叹他的英明。像虞舜一样，他有使九代人亲密和睦的声誉；像羲皇一样，他有高尚纯朴的品质。他谦虚地听取下属的意见，有如周公一样不辞劳苦地留心各种事务，像计时的仪表一样勤快。所以论功劳，他的业绩非同导常；论崇高，他的事迹不同凡响；论道德，从他身上找不出可挑剔的瑕疵；论品行，也没有不光彩的地方。刘秀所拥有的势力并不大，文武辅臣也并不强，但是他最终做到了一统天下，创建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让金石碑铭刻记他的光辉业绩，诗书文献记载他的伟大。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汉光武帝比汉高祖更伟大。


　　生活在东汉末年的史学家荀悦写道：“汉高祖刘邦出身于普通老百姓，持三尺剑而斩白蛇，历经百战，最后获取天下。他不是由舜尧那样的人禅让接位，也不是汤武所委任的那种高官，全凭自己奋斗，有如龙从云腾，虎挟风行，征乱伐暴，廓清天下，八年之间，海内平定，于是踏上了通天大道，登上了帝王宝座。自古以来，书籍所载，未曾有过。不是英雄豪杰，没有宽容圣明的谋略，非天命所授，神负扶助，哪能建立如此不朽的功勋？武王焚鱼敬受大命，高祖挥剑斩白蛇后，就有神女化作老妇，哭诉说赤帝杀了她的儿子，预兆天命的事物虽然不同，但其道理却是一样的。”《尚书》里也说：“上天的工作，要让人来代替完成。”《周易》里则说：“汤武革命，上顺天心，下合民意。”这里所讲的也正是这个道理。


　　三国时的孔融说：“周武王从夏朝的开创者后稷到他那个时代，历时十五代，却只出现过白鱼跃入舟中、赤鸟落在屋上的瑞祥。至于汉高祖，只因一人修积仁德，瑞兆就有四五起。他挥剑斩白蛇，蛇母为之哭泣；两入长安，天上五星相聚。周武王伐纣时，杀了纣王，悬头示众；高祖进入秦都长安时，却赦免了二世的儿子子婴，并放了他。所以说，周武王在宽容大度方面也不如高祖。”


　　唐太宗的名臣虞世南说：“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刘邦的功臣有三杰——张良、萧何、韩信；刘秀的辅佐是二十八将——邓禹、关汉等，但二十八将怎能比得上三杰？然而刘邦的功臣在其强盛之际几乎都被诛灭了，刘秀对他的功臣却都给予了优厚的待遇，使他们安享荣华富贵。在这一点上，刘秀很值得称颂，而对这两个人取长补短地进行比较，还是次要的事情。”


　　这样来讲，汉高祖战胜秦国和项羽，开创汉朝基业，家族的地位和国策的创建，一直传了十多代，虽然没有走上王者之道，作为霸者的功德，也够伟大了。建立了东汉政权的刘秀也是趁绿林、赤眉农民起义的混乱局面登上帝王宝座的。刘秀在年轻的时候志向平平，看不出有什么惊人之处。他喜欢务农，性情温和。他二十五岁时才去游历长安，听说阴家有个名叫“丽华”的女子长得很漂亮，看到卫戍司令出行时声势显赫，就感慨地吟哦道：“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由此看来，他年轻时志向不过如此而已。


　　当了皇帝后，刘秀还是那样温和宽厚。即位不久，他衣锦还乡，同族的婶子大娘议论说，他刘秀什么都好，就是太温和了些。刘秀听了哈哈大笑，说：“吾治天下亦以柔道行之。”他也确实是这样做的。他安抚战乱中流散的平民，废除擅杀奴仆不治罪的陈规，减刑轻税，精减政府机构和冗员，招纳、起用人才。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帝王专制社会中，刘秀确实是一个开明、仁德的好皇帝。


　　刘秀在位三十余年，从不恣意放纵，豪华奢侈。他不喜欢饮酒，也不喜欢珍玩。在他临终的遗诏中，他还说：“我无益百姓。丧葬，一切都要像孝文皇帝（汉文帝）那样，务从约省。刺史、俸禄二千石的官吏，都不要离开城郭，也不要派官员来吊唁。”


　　刘秀常常表现出一种恢宏大度、平易谦和的雅量。刘秀的老同学严子陵自小有高名，刘秀对他很有好感。刘秀当了皇帝后，他隐名埋姓不愿相见。


　　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了他，刘秀当天就亲自去看他，他躺在床上不起来，也不说话。刘秀就和他躺在一起，摸着他的肚皮说：“哎，子陵，你不能帮帮我的忙？”严子陵还是不答应，过了好久，才睁开眼睛说：“人各有志，何必强求？”刘秀跟他谈了好几天，请他出来做官，他执意不从，后来隐居富春山。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后，毛泽东请好友柳亚子出山，柳想效法严子陵。毛泽东为此赋诗：“莫道昆明湖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这里说到的“富春江”，就是典出于此。


　　刘秀对臣僚要求非常严格，对贪赃枉法行为决不宽容，甚至对皇亲国戚一般也能理智对待，严加约束。他的大姐湖阳公主的奴仆有一次大白天行凶杀人后，躲在公主家中，官吏无法捕捉。洛阳县令董宣听说公主要出门，驾车的正是那个奴仆，就在半道截住了公主的车子，当公主面将那个奴仆正法。公主立即回宫向刘秀告状，刘秀大怒，把董宣召来，要打死他。董宣说：“请让我说一句话再死。”刘秀说：“你想说什么？”董宣说：“靠着陛下的圣明，汉朝才得到中兴。现在放纵奴仆杀人，将怎么治理天下？你不用打，我自己死吧。”他说完便一头撞到柱子上，顿时血流满面。刘秀赶紧叫小太监抱住董宣，但要他给公主叩个头，好让她消消气。董宣坚决不叩，刘秀就叫人按着脖子强叩。董宣两手撑着地，就是不叩。湖阳公主不满地说：“文叔（指刘秀）当老百姓的时候，经常藏匿逃犯，官吏都不敢上门追捕。如今当了天子，都不能在一个县令身上施加一些威严？”刘秀笑着说：“这就是天子与平民百姓的不同啊。”刘秀不但没有怪罪董宣，反而褒奖了他，给了他一个“强项令”（意为刚强而不肯低头的县令）的美名。事后，刘秀一直记着这个七品“芝麻官”，在董宣死于任上后，刘秀派专人去看望，见他家中一贫如洗，刘秀感慨他说：“董宣如此清廉，死了才知道啊！”


　　问题是，像刘秀这样的好皇帝，在中国历史上总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中国几千的历史，这样的皇帝屈指可数。所以，现实政治提出的要求是：用什么机制、制度才能保证每一个即位的国家最高领导人都能成为老百姓理想中的人主？总不能让亿万百姓用生命和血肉为代价，千秋万代地去碰运气吧！


　　有人问：“班固赞颂周朝，推崇周成王、周康王；赞美汉朝，推崇汉文帝、汉景帝。班固的看法正确吗？”


　　虞世南说：“周成王继承周文王、周武王的传统，以周公、召公为相，教化愚昧憨厚的民众，因为仁德的风气日积月累，能像疾风吹荡草丛一样，自然会国泰民安，这并不值得炫耀。至于汉高祖，登基之后，日理万机，已亡的秦国遗留下来的不利因素仍然存在。汉文帝以仁慈宽恕为本，以清静怡淡为法，扫除了秦始皇、项羽残酷暴烈的做法，恢复了黄帝、尧舜温和淳厚的风气，很少使用刑法，这样治理国家，是非常不容易的。假如他不被新垣平的妖言所惑，大搞迷信活动，不因梦见有人助他登天而宠幸邓通的话，汉文帝的施政就非常接近王道了。至于用汉景帝来比拟周康王，那么前者在德行上还有所欠缺。”


　　司马迁在《史记》中称赞汉文帝说：“文帝即位，二十三年没有增加宫室园林、车骑服饰；臣民有不方便的地方，就用国家的积蓄施舍为人民谋福利；南越王赵陀自立为帝，文帝将赵陀的兄弟都召来，各给厚赐，以德感化，赵陀大为感动，于是改帝称臣。文帝与匈奴曾有兄弟之约，但匈奴背约入侵，文帝派遣大将镇守边关，只守不攻，担心深入匈奴腹地会侵扰百姓。被分封到东南沿海地区的吴王因故与文帝不和，借口有病，不肯上朝，文帝不但不怪怨，反而派人送去手杖赏赐吴王，并传语吴王年老，可以免朝。群臣虽然劝文帝用宣吴王入朝的办法将其软禁，文帝表面上听从他们的意见，实际上不采纳。郎中令张武曾接受过吴王的贿赂，被文帝发觉后，不但没治罪，反而赏赐他，让他心怀惭愧。凡此种种，表明汉文帝一心一意以德服人，因此才出现海内殷富，国家繁荣的景象。这都是由于用礼义文明来振兴国家的结果啊。另一方面，汉文帝断案数百起，很少使用刑罚，真可谓是一位仁德的君王。”


　　有人问傅玄：“汉文帝废除了断趾、割鼻等肉刑，这可以说是仁政吧？”


　　傅玄说：“这是匹夫之仁。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要为天下苍生谋求长远利益，决不能仅仅注意这些小事。正因为如此，班固也认为汉文帝的仁德并不在于废除肉刑。他在《景帝赞》中说：‘孔子称这类人能继承三代一直传下来的正确的治国之道。确实是这样啊！周代和秦国坏就坏在政策法规周密而严峻，尽管如此，奸臣、内乱仍然层出不穷。汉朝建立后，扫除烦琐苛刻的政令刑法，与民休息，到了文帝，增加了以恭顺勤俭的方略，景帝遵守先辈的路线，五六十载之间，便做到了移风易俗，民风醇厚，谈周必称成康，言汉必称文景，美啊！’这才是真正的王道！”


　　后来又有人问虞世南：“汉武帝雄才大略，可以与前代的哪个皇帝相比？”


　　虞世南回答说：“汉武帝继承六代的帝业，海内殷富，又有高人相助，总揽英雄，驾驭豪杰；在内政方面，他提倡礼教；外交方面，开拓疆域；制度宪章，焕然可述，比起秦始皇来更显得伟大。至于骄奢淫佚，残暴肆虐，他也仅次于秦始皇。总之，汉武帝功劳有余，德行不足。”


　　东汉史家班固在《武帝赞》里说：“汉朝承接了历代弊端，高祖拨乱反正，文帝、景帝注重养民，对于考究古代礼乐制度之事，还很缺乏。汉武帝一登上宝座，就高瞻远瞩，罢黜百家，推崇六经，独尊儒术。接着在全国访求、推荐优秀人才，使其建功立业。兴办太学，修建祠庙，改正月为每年的第一个月，确定历法，规范音乐诗歌的章法，修建祭天禅台，顶礼各种神灵，封地给周朝的后裔。汉武帝时的号令建制，光彩焕然。他作为继承人遵循先祖的伟大事业，有高祖、文帝、景帝三代人的风范，像武帝这样雄才大略的人，假如不改变‘文景之治’那以谦恭俭朴救助百姓的政策，那么，就是《诗》《书》所称赞过的制度，又能超过汉武帝多少呢？”由此推断，秦皇汉武，都是创业之君，但不是守成之主。


　　以前周成王年少登基，又有管、蔡等四国叛乱；汉昭帝八岁即位，也有燕王旦、益长公主和上官杰的谋反。成王不怀疑周公的忠诚，昭帝委任大将军霍光摄政。二人谁做得更好呢？


　　魏文帝曹丕认为，周成王体现了武王美善的气质，继承了贤母的德行，召公为保傅，吕望为太师。会说话的时候，负责朝见的官员就教他辞令，能走路的时候，负责宫庭礼仪的官员就引导他学习礼节。所以他从小就养成了仪容要威严壮美、言谈要合乎德义的习性。也就是说，成王是沐浴在德行的清风中长大的，其骨肉里淀积着高贵的血液。即便如此，他还误听管叔、蔡叔对周公的诽谤，迫使周公率兵东征，去平定叛乱，致使上天震怒，显出凶兆来，然后他才幡然悔悟。他一直不相信周公的高尚品德，却相信秘藏在金柜里周公的祷告，这不是很糊涂吗？


　　而汉昭帝的情况就不一样了。他的父亲汉武帝不像周武王那样仁德，母亲钩弋夫人也不像成王的母亲邑姜那样贤惠，伺侯他幼年生活的是大姐盖长公主，辅相是上官杰和霍光。当老师的没有仁孝的品质，作辅臣的没有治国安邦的才能，他完全可以说是出生在深官之中，成长于妇人之手。然而，他的美德天性生成，其高尚品行系与生俱来，在十四岁的时候，他就表现出早熟和素有的明达，发现燕王刘旦诬陷霍光的书信有诈，不但不怀疑霍光，而且表扬了他的忠诚。昭帝可不是等到开启了类似的金柜，看了史官的记录后才醒悟的。假如让成王和昭帝都是从壮年才开始执政，换个时代，再换了辅臣，并改变原来的文化氛围，治理国家，那么汉昭帝可称赞的地方不见得会比周成王少。


　　大将军霍光和上官杰共同执政辅佐昭帝，上官杰妒恨霍光受宠，一心要除掉他，就以燕王的名义起草了一封伪书，诬陷霍光以帝王的仪仗检阅羽林军，做了种种意欲谋反的事，但昭帝没有相信。


　　有人说：“汉宣帝明察政事，难道不是汉光武一类的国君吗？”


　　虞世南说：“汉宣帝在市井里巷长大，知道民间的疾苦，所以对政务非常留心，提拔重用有才能有学识的人。他之所以采取严刑重法的政策，探究其中的原因，其根源在于法家申不害、韩非子那里。古人说过：‘图王不成，用其有弊病的权谋足以称霸；图霸不成，霸术中有弊病的权谋将会是什么后果呢？只有身败名裂。’汉光武大仁大义，是位成就王道的皇帝；汉宣帝以法治国，是位成就霸业的皇帝。将此二人相较，恐怕不能类比。”


　　元帝在做太子时，曾向宣帝提意见，认为他执法太严。宣帝变了脸，说：“我汉家向来交错使用霸道、王道，怎么能只用仁德感化来危害政权呢！”虽然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知道宣帝的谋略不够远大，但是他采用或宽容或强硬的法制还是有原因的。从前汉高祖进入秦国，曾约法三章，秦人非常满意，这是从和缓刑法的好的一面去讲的。


　　曹操的军师郭嘉曾经劝曹操说：“汉末的政治失败在太宽松，袁绍却以宽松去救偏，所以不得要领。你用强硬的法规来纠正，上下就会知道制度在哪里了。”这里是说法制运用得当的效果。


　　《左传》里说：“政策宽松，国民就会散漫，这时就应当用猛烈的法令来纠正；太猛烈了，民众又会变得残忍，这时就应当再实施宽松的政策。用宽松来调济猛烈，用猛烈来调济宽松，政治才能平衡。”《尚书》说：“刑罚的使用，要时轻时重，审时度势。”《周礼》里说：“治理新建的国家要用轻典，治理动乱的国家要用重典，治理安定的国家要用中典。”由此看来，法制的使用，要看在什么时候。时机适宜，怎么可以轻视严刑峻法的作用呢！


　　有人问：“汉元帝多才多艺，温文尔雅，是保持文治的好皇帝吗？”


　　虞世南说：“帝王的才华，应该表现在文德武功上。论文则应体察、把握自然法则，以此为指导思想来制定政策法令；论武则应制止暴乱，平息战火，稳定社会，团结人民。这才是做帝王的宏图大略。至于鼓瑟吹萧，和诗谱曲，这是文人墨客、歌伎演员们的事情，做天子哪能去钻研呢？”


　　汉元帝多才多艺，琴弹得很好，这并不是最大的优点。为什么这样说呢？东汉末哲学家徐干写的《中论》讲过：“如果一个帝王对于小事情明白，大道理忽略，身边的人事清楚，长远的规律糊涂，自古以来没有不因此而发生动乱，不亡国的。这里所说的‘详小事、察近物’，是指能听出音乐、歌曲是否和谐、美妙；能鉴别书法雕刻是否漂亮、精彩；出口成章，能言善辩，对答如流；对小说诗词心领神会；对于射击、驾车、书法、术数很有技巧。所谓“远数、大道”，是指仁慈足以覆盖苍生，恩惠足以托养百姓，光明足以普照四方，智慧足以统帅万物，手中的权力足以应付变化万端的时局，推行的义举足以使经济繁荣，威望足以遏止奸党歹徒的发难，武勇足以平定暴乱。能够辨别臣民们反映的情况是否实事求是，然后通过实际行动来考察他们。明白兴废治乱的根源，精通安危的界线。能做到这些，做皇帝所该具备的素质就完备无缺了。”


　　历史上，反面的事例也不少。例如从前鲁庄公能歌善舞，于是国人写了《蔽笱》一诗来讽刺他；鲁昭公善于修饰仪容，才招来逃亡晋国的祸患。这样说来，做皇帝的即便视力如离娄一般锐利，听力如师旷一般敏锐，射箭像后羿一样准确，书法像史籀一样高明，对于治国来说也无济于事。那些只能说是专职人员的才能，对怎么做好帝王可没有一点儿好处。南朝的陈后主、五代十国时期的后主李煜、北宋的亡国君主宋徽宗，这些人都是伟大的艺术家、诗人或者词人，但是，他们的国家却无一不是亡在他们对于所谓“艺术”的追求中的。帝王如果过于注意这些事物，就决不是国家的福音。


　　西汉时，丞相匡衡在规谏汉元帝的《改政书》里说：“接受国家权力的帝王，务必要继往开来，创立功业，使先辈的光荣传统流芳百世；继承政治路线的君主，务必关心宣传先王的功德，同时要发扬广大。如今陛下的圣明贤德有上天庇佑，能爱护天下百姓，然而阴阳不和，邪恶奸诈的势力没有受到制止，这恐怕是由于参政议政的官吏们没有弘扬先帝的丰功伟绩，反而对制度的运用与否争辩不休。国家把已经取得其成果的事业放在一边，而为那虚妄不实的空头理论纷纷扰扰，我常常为此暗自遗恨。希望陛下从大局出发，好好关心总结治理国家的经验，这才是永保文德武治的大事啊！”


　　有人问：“建立过伪政权，改国号为‘新’的王莽，起初谦恭礼让，难道不是曾被称作一代名士吗？等到他当了皇帝后，居尊傲慢，荒淫残暴，为什么他前后会判若两人呢？”


　　虞世南说：“王莽是一个生性残酷、奸诈、虚伪的人。没有发达的时候，沽名钓誉；权力搞到手之后，称能倨傲，目中无人。伪装的画皮一旦撕掉，天生的真面目就暴露出来了。他不听规劝，自高自大，至死不知悔悟，四海冤狱重重，怨声载道，最终还是成为历史的垃圾，让汉光武帝刘秀一下给扫清了。”


　　班固说：“王莽出身国舅，最初纡尊降贵，凡事必身体力行，企图沽名钓誉。当他在汉成帝、汉哀帝在位辅政的时候，勤勤恳恳，为人处事正直谦恭，处处被人称道，莫非他就是孔子所说的‘在国有名，在家有誉，口头上仁义厚道，行动上背道而驰’的伪君子吗？然而，王莽本质上是一个邪恶不仁却有谄媚取悦、虚伪奸诈之术的人，加之四位叔父王凤、王商等都是世代权臣，他凭借父辈的势力，又赶上汉室正处在衰败之际，皇位三次虚设，而王太后寿命又长，可以长期作为他的靠山，使他能玩弄奸诈权术，最终酿成了夺位篡权的灾祸。由此推论，王莽篡位也是天意，不是单凭个人奸诈所能做到的。


　　“王莽一旦篡夺了政权，南面称帝之后，居于不该他占据的地位，在其所面临的局势比夏桀、商纣王还要险恶时，王莽却居然能若无其事地自命为黄帝、虞舜再世。他依仗其威势和诡诈，无法无天，荼毒生灵，因此全国哗然，百姓没有了生活的乐趣，朝野怨恨，众叛亲离。不久，人民四处举事，各地城池失守，国家分崩离析，致使全国的城镇变成了废墟。有史以来，乱臣贼子所造成的灾难没有比得上王莽的了。很多人都说王莽属于色秽声淫、气数短命之辈，他就是那种准备好要给贤明的帝王当垃圾来扫清的人。”


　　孙权在谈到吕蒙时说：“吕蒙年轻的时候，我说他只不过是不辞繁难，果敢有为罢了。长大以后他有了学问，长了智慧，谋略奇至，仅次于周瑜，他策划了彻底打败关羽的麦城之战，胜过鲁肃。鲁子敬在给我的奏章里说：‘帝王兴起之际，都要有所驱除，除去关羽无需顾忌。’我认为，这只不过是鲁肃对内不能办事、对外说大话的表现罢了。但我也原谅了他，没有随意责怪他。”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蓄。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白居易的这首有名的七律，道出了一个真理：只有经过时间的考验，才能给一个人盖棺论定，否则就会把周公当成篡权者，把王莽当作谦恭的正人君子了。


　　相传，刘邦斩白蛇时，蛇曾对刘邦说：“你将广有天下，贵为天子。但我决心跟你作对。你斩我头，我闹你头；你斩我尾，我闹你尾。”刘邦想了想，就把它拦腰斩断。结果，大汉帝国的江山一头一尾都没有出乱子，而从中间横插进一个为期十七年的新朝。传说这个短命王朝的在位者王莽，就是那条白蛇转世。


　　王莽长相口大下巴短，眼球突出，两眼血红，声音粗大沙哑。他虽身高马大，却爱穿高屐（就是高跟的鞋子），戴高帽子，挺胸昂首，远远地向下看左右两边。当时有个会相面的宦官说王莽“眼睛像猫头鹰，嘴巴像老虎，所以能吃人，但将来也要被人吃掉”。王莽听到后，杀了这个人，以后经常用云母屏风遮掩自己，不是亲近的人不让人看见他。


　　王莽是汉元帝皇后王致君的侄子。他父亲王曼死得早，未能封候，而他祖父、伯父、叔父八人都是列侯。因此，他的堂兄弟都依仗父辈的权势，过着声色犬马的奢靡生活，整天只知道夸官斗胜，而他却孤苦伶仃，过着贫穷的生活。然而，他并来因此而垂头丧气，相反从小养成了折节求名、匿情钓誉的本事。长大后，为了让伯父大将军王凤提拔自己，王凤病重时，他主动悉心照料，亲自尝药，故意弄得一连几个月蓬头垢面，衣不解带。王凤果然被他的孝心打动，临死时请太后和成帝关照他，使他当上了黄门郎、射声校尉。


　　他对其他叔父也很孝顺，同时百般殷勤地结交当世英豪，这些人都在皇帝面前说他的好话，他的官也越做越大。然而他官越大，地位越高，做事就越谨慎，待人也越谦虚。他还把皇帝赏赐的车马衣物都送给宾客，甚至卖掉自己的财产赈济穷人，家中一件多余的东西都不要，以至不少名士投奔他，朝中权臣都愿意和他交往。当权的人称赞他，说客游士们也到处宣传他，此时，他的名声甚至超过了他的几个叔父。


　　王莽善于脸不红心不跳地弄虚作假。公元前8年，王莽的叔父大司马王根在重病中推荐王莽代替自己做大司马。成帝接受了王根的意见。此后他更加克已奉公，以身作则，提倡俭朴，反对高官们骄奢淫逸的生活作风，常常把自己封邑里的租税收入全部分给下层官吏和穷苦的读书人。他母亲患病，公卿列侯的夫人前来探视，王莽的夫人到大门外迎接，客人们看她穿得那么寒酸，还以为是王莽家的粗使女仆，后来得知其是王夫人时，贵妇们一个个惊得发呆，都夸王莽是个清正廉洁的人。


　　就在王莽为自己精心包装的时候，汉成帝却正在温柔乡中与飞燕姐姐和合德妹妹恣意纵欲，全部朝政几乎都落入了王莽手中。成帝得意地说：“武帝好神仙，求白云乡；我终老在这‘温柔乡’足矣。”可惜好景不长，没多久他就丧命于这‘温柔乡’了。哀帝即位后，外戚丁、傅两家的势力潮水般涌入朝廷，王莽的仕途出现了波折，这时他采取韬晦之术，上书辞职，退居新野，闭门读书，伺机东山再起。


　　有一次，他的儿子杀了一名家奴，王莽大发雷霆，要他儿子自杀偿命。在那混乱的世道，人们对王莽的举动充满好感，奉为楷模。王莽在新野韬光养晦的三年里，上书为他鸣不平、要他重返朝纲的官吏就有一百多人。在舆论的压力下，他又回到了京城。这时，荒淫无度的哀帝做了六年皇帝就死了，王莽又成了国家最高权力的执掌人。他利用阴谋手段一一清除政敌，满朝文武大臣都是他的心腹爪牙。他外表道貌岸然，说话冠冕堂皇，可是只要心中有什么欲求，稍稍暗示，他的党羽就会奏明太后，而到时他又故意叩头泣涕，再三辞让。因此，朝野上下都被他的假相迷惑了。


　　就这样，王莽由黄门郎、射声校尉、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大司马、安汉公、宰衡摄皇帝，直到篡权成功，建立新朝。但是历史在西汉末年推出这样集伪善、奸诈、野心于一身的反面人物来，仿佛特意在为一个新时代的光明到来而浓浓地涂了一层阴影，为孕育一个圣明的君王而培植足够多的“罪恶酵母”。也许，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近代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才说，“恶是历史的动力”，因此，善恶之争才会成为古今兴亡故事的永恒题材。












　
历代帝王成败原因浅析
　　夏代的少康、汉代的刘秀，都是中兴之君，谁更值得称道呢？


　　虞世南说：“这二个帝王都是复兴先人未竟之业，使先王的功绩发扬光大的人。中兴之名相同，业绩的内容却不一样。为什么这样说呢？刘秀借助处乱思治的民心，诛灭独夫民贼王莽，乘着混乱打败亡命之徒，成功比较容易。至于少康，夏氏灭亡已有二代（后羿和寒浞），祖先的遗业已很渺远，母亲怀着他逃亡在外，生于异乡，没有受过父辈的教诲，没有强大、贴近的亲人，生在背井离乡的战乱之中，流离失所，但是他能在艰辛坎坷的丧乱之际奋斗，终于成就了帝王大业。中兴的君王，少康应为第一。”


　　魏文帝的长孙、高贵乡公曹髦曾经问朝臣荀顗：“夏商已经衰落，国王和丞相也都死绝了，少康收集夏朝的群众，复兴了大禹的事业。汉高祖崛起民间，打败了秦国和项羽，考究他们的功德，谁大谁小？”


　　荀顗回答道：“创造与继承，难易不同。少康功德虽美，不过是中兴而已，与汉光武帝刘秀同等水平也就可以了。至于高祖刘邦，我以为更胜一等。”


　　曹髦说：“少康在国破家亡之后沦落为诸侯的奴隶，然而他能广施恩德，表明他有所图谋，最终还是消灭了过、戈两个部落，恢复了大禹开创的基业，夏商的宗庙得以祭祀，祖先的遗产没有散失。不是大仁大德，哪能建立这样的功勋呢？而刘邦利用天下土崩瓦解的形势，一举取得政权。就他本人而言，为人之子，几次危害到他的亲人；为人之君，他所依靠的是贤明的丞相；为人之父，却不能保护自己的子女，身死之后，国家几乎灭亡。如果与少康易时而处，他就未必能够光复大禹的帝业了。由此推论，刘邦就该在少康之下了。”


　　东汉衰落混乱，是由于汉桓帝、汉灵帝二人凶残的性格所至，可是谁的责任更大呢？


　　虞世南说：“汉桓帝因国舅梁冀把握朝纲，胡作非为，在盛怒之下，与宦官密谋将其诛灭。可见桓帝很有些刚毅果断的气概，然而宦官也因此专权，李膺和太学士郭泰等二百余人联合反对宦官势力，被宦官集团以‘党人乱政’的罪名逮捕下狱，后虽释放，但终身不许做官，宦官势力从此不可遏止。由此看来，朝政动乱难道不是起因于汉桓帝吗？古话说：‘民不聊生，天下哀号，正是新的君王开天辟地之良机。’汉灵帝即位后，国衰民疲，正好施行善政。百姓关心国事，都希望振兴朝纲。可是灵帝重蹈覆辙，又让宦官以‘党锢之祸’的罪名诛杀了一批大臣，危害比第一次更其严重，终于导致国破家亡。这个执掌帝王权柄的人，把整个国家推向了毁灭的边缘，他自己虽然只活了三十四岁，总算没有死于非命，也够他幸运的了。”


　　汉桓帝曾经问侍从他的爰延：“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


　　爰延回答道：“在汉朝帝王里属中等。”


　　桓帝又问：“怎么讲？”


　　爰延说：“尚书令陈蕃主持政务，国家就可以治理好；宦官们干预朝纲，国家就发生混乱。因此，人们知道陛下既可以让大臣行仁政，也可以让其做恶事。这就是中主的意思。”


　　虞世南说：“在泯江的源头，水量只能飘起木杯，到了下游，乘大船才能渡过。汉元帝的时候，任用佞臣弘恭、石显，到了东汉桓帝、灵帝的时候，又有单超、张让干政，既然败坏了伦常道德，皇室、国家的灭亡便无可避免了。汉朝到了这步田地，其祸根是一步步种下的。星星之火不灭，到了渐成燎原之势时又有什么办法呢？可见，凡事只要一露头，我们就得慎重对待。百代之后，都要引以为鉴啊！”


　　古话说：“寒者易为衣，饥者易为食。”西汉景帝时的大臣晁错说：“国家富强，邻国动乱，正是有帝王之志者的大好机会。”由此可以明白，昏君委实是在为未来的明主开路啊！


　　我国五千年风云变幻的历史长河中，有的帝王千古流芳，有的则臭名昭著。以“成康、文景”为代表的“升平盛世，政通人和”常被后人称誉，以“秦皇、汉武”为代表的“雄才大略，文功武德”常被史家赞美，而西汉末年的汉桓帝、汉灵帝，已经成了“昏庸淫侈，政局倾颓”的同义语。所以，撰写《后汉书》的班固提出，后代的人要想治国安邦，就应该“究其终始强弱之变，以明鉴戒焉”。


　　后世的志士仁人每当总结历史的兴衰，谈到东汉末的汉桓帝和汉灵帝时，无不痛心疾首。诸葛亮在他那千古名文《出师表》中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宋代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也说：“天下之主，宜得贤明。每念灵帝，令人愤毒！”


　　桓、灵二帝的劣迹太多，罄竹难书，但有两点十分突出：一是对历史遗害最大的“党锢之祸”，另一个则是令人惊叹不已的标价卖官。


　　所谓“党锢之祸”，就是宦官集团对知识分子全国性请愿活动的镇压和屠杀。汉桓帝刘志即位时才十五岁，位卑庶出的小皇帝做不了主，朝政大权完全掌握在梁冀手中。粱冀本是一个缺德无才的纨绔子弟，长得耸肩竖目，说话结结巴巴，从小架鹰斗鸡，无恶不作。在汉顺帝年间，仗着姐姐梁皇后，世袭了其父梁商的大将军爵位。在刘志即位之前，两年之内死了三个皇帝（顺帝刘保十一岁即位，在位十九年；冲帝刘炳，两岁即位，仅仅做了五个月皇帝；质帝刘缵，八岁即位，不到一年就被梁冀毒杀）。汉王朝表面上挂的是刘记招牌，实际上却是梁冀的私人财产。梁冀生活上骄奢淫逸，各地进贡的珍奇，都要先送到梁府，选剩后才给皇宫。他修建的府第园林，像皇宫一样富丽堂皇。他为了进行围猎而占的良田绵延千里。他掌权二十多年，拥立三个皇帝，“穷极满盛，威行内外”，有史以来，外戚中权势还没有超过他的。


　　刘志虽然是个只知吃喝玩乐、对什么事都不过问的儿皇帝，但到了三十岁那年，对梁冀的飞扬跋扈渐生不满，便与单超、左馆、徐璜、具瑗、唐衡五个宦官密谋，用御林军铲除了梁氏家族和他的私党。粱冀被没收家产时，财物达三十亿钱，相当于全国租税的一半！


　　桓帝出于对宦官的感激，单超五人都官封万户侯，朝政由外戚之手转到了宦官之手。宦官势力迅速澎涨。当时世人称左悺为“左回天”（意思是说他权能回天），具及为“具独坐”（意思是骄横无比），徐磺为“徐卧虎”（意思是说他无人敢碰），唐衡为“唐雨堕”（意思是说他流毒遍天下，如雨坠一般密集）。那个时候，单超则已经死了。不但宦官本人虐遍天下，他们的义子、同宗及姻亲也被派到地方任大小官职，贪赃勒索，有如盗贼。如宦官侯览，他本人霸占百姓住宅达三百八十一所，良田万亩，仿照皇宫修建十六座府第。他的哥哥侯参任益州刺史，专门诬陷富人入狱致死，然后没收其财产，中饱私囊。徐璜的侄儿徐宣，求婚下邳李家不允，便设法出任下邳县令，率吏卒入李宅抢走其姑娘，践踏之后用箭活活射死，埋在官衙之内。不巧的是，徐宣的上司黄浮是个清官，接到诉状，马上将徐宣收监。他深知徐家权势熏天，不顾僚属劝阻，毅然说道：“徐宣这样的国贼，非杀不可！即使我因此而死，也心甘情愿！”随即依法处死了徐宣。宦官徐璜岂肯甘休，找到桓帝大泄私愤。桓帝只信宦官的话，下令将黄浮革职判刑。在这种局势下，哪里还有是非和公理？在桓帝的纵容下，宦官的气焰更加嚣张了。


　　自从宦官专权后，除了以暴发户的贪残肆意掠夺外，他们还广树党羽，安插亲信，正常的选官和升迁被破坏了。子弟为官，拿钱买官，人情送官，卖官鬻爵，贿赂公行。读书人拿不出巨款行贿宦官，就进身无门，个人前途和国家命运交织在一起，显得同样的渺茫与凋蔽，这就成了他们反抗宦官势力的原动力。


　　对于无权无势的太学生来说，他们的武器就是口诛笔伐，依靠舆论抨击时弊，褒贬人物。宦官也不示弱——你说我是小人，我也不承认你是君子。孔子不是说“君子群而不党”吗？那你们就是“党人”。双方攻评，营垒分明，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宦官们有桓帝撑腰，作恶如故，横行无忌。大将皇甫规平定羌人论功当封，宦官徐磺乘机勒索贿赂，遭到断然拒绝。宦官便诬陷他不是打败羌人，而是拿钱让羌人投降，假冒军功，下狱论罪。皇甫规理直气壮：“说我拿钱诱羌人投降，如用私钱，我家中哪有那么多钱？如用公款，帐簿上哪一笔钱花在什么地方，就请查去！”结果查无实据，一些大臣和太学生就跑到宫门前喊冤示威，闹得汉桓帝很不高兴。


　　公元159年，一向敢与宦官硬斗的司隶校尉李膺转仕河南尹。一个叫羊元群的郡守回到家乡，李膺发现他贪赃尤甚，不但携回大批金银财宝，甚至连郡府厕所的花窗都被他卸下带回。李膺上书朝廷，认为应该对他严加制裁。谁知此人向宫中宦官行贿，不但安然无事，李膺反以诬陷之罪被革职判刑。由于陈蕃等大臣的营救，李膺好不容易才官复原职，但此人耿直的脾气不改，不久又依法处决了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和宦官死党张成的儿子。原来，张成从朝中得知皇帝要颁布大赦令，就教唆儿子趁机杀人，然后扬长而去。没想到李膺不管那一套，不顾一切地处死了犯人。于是，宦官们看准了机会，侯览叫张成的门徒上书皇帝，诬告李膺收买太学生，互相串连，结成死党，诽谤朝廷，制造动乱。


　　汉桓帝平时对这些动不动就喜欢指手划脚评议国是的学生们就看不顺眼，这下可让他有了把柄，于是下诏在全国各地通缉、追捕敢于反抗宦官的读书人。恐怖气氛笼罩全国，官吏趁机瞎抓滥捕，一个州郡被捕“党人”多达百人。李膺等人看到这种局面，在狱中谎供许多宦官也是同党。宦官们怕引火烧身，只好劝说桓帝赦免“党人”，不再治罪，但“禁锢”终身，永远不能当官。历史上有名的“党锢之祸”是由桓帝开了口，到灵帝时演变为大屠杀的。


　　汉灵帝即位时才十二岁，由桓帝的皇后窦太后临朝称制。太后之父窦武为大将军，手执权柄。窦武虽以外戚掌权，但他为人清正，忌恨宦官浊乱朝延，值此新帝即位，他想有所作为，整顿朝纲，他的这一想法与陈蕃不谋而合。


　　于是，两人设计铲除宦官势力，因谋事不慎，消息走露，反而被曹节、王甫、侯览等号称“十常侍”的宦官集团逐一捕杀，同时被诛杀灭族的朝臣甚多，被罢官回家的人也遍布全国。宦官在宫廷斗争中大获全胜，一下子有十七人封侯，他们眉飞色舞，弹冠相庆。可他们对回到地方上的官吏始终不放心，因为读书人把这些失败的官僚当做英雄、领袖，联合起来抨击宦官，互相激励，闹得沸沸扬扬，与朝中的宦官成了死对头。宦官们一方面让灵帝每次下诏重申“党人”之罪，另一方面加紧制造借口，对“党人”这根心头之刺，必欲拔之而后快。


　　公元169年，被誉为“八及”（令人景仰的人）之一的张俭担任山阳郡（今山东巨野南）的东部督邮（郡守的辅佐官，掌督察所领县违法之事），宦官侯览的家正在他的管区里。这一年侯览丧母还家，不但为其母大起坟茔，而且预先为自己建造寿冢，规模宏大，殿堂高耸，因此毁人住宅，掘人坟园，夺人妻女，罪恶滔天。此外，他还先后建造住宅十六处，雕梁画栋，楼阁相连，像皇宫一样富丽堂皇，这在当时也是为国家王法所不允许的。张俭依法上奏朝廷，请求严惩侯览。侯览在宫中截扣了奏章，张俭一怒之下，派人平毁了侯家的坟茔，没收了侯家的资产，又把侯家平日杀害百姓、夺人田宅之事写了一份奏章送往京城。不料，奏章又落入侯览手中。他恨透了张俭，唆使一个与张俭有私仇的小人上书诬告张与同乡二十四人结成朋党，图谋不轨。


　　奏章这次很快就到了灵帝那里，宦官曹节也趁机把上次禁锢的党人李膺、杜密等人牵连进去，请求灵帝惩治天下所有的“钩党”。


　　汉灵帝这时才十四岁，什么也不懂，便问曹节：“什么是钩党啊？”


　　曹节说：“钩党就是党人。”


　　灵帝继续问道：“党人做了什么事一定要杀啊？”


　　曹节回答：“他们聚在一起想图谋不轨。”


　　灵帝又问：“什么是不轨呀？”


　　曹节说：“不轨就是要把皇帝推翻。”


　　灵帝想了想，就糊里糊涂地同意了。


　　逮捕党人的诏书一下，各地的宦官死党就闻风而动，监狱为之爆满。李膺的朋友劝他快逃，李膺坦然地说：“我已经六十多岁了，生死有命，还逃到哪儿去呢？”自己昂头走进了监狱，被拷打致死，全家被流放。凡是天下有名气的官员和儒士，统统被宦官说咸是党人，杀的杀，关的关。有些人趁机公报私仇，陷害对方；有的官吏为邀功，故意搞扩大化，被流放、处死或免官禁锢的又有六七百人，太学生被捕的也有一千多人，整个国家成了豺狼横行的恐怖世界。


　　赶走了“不识趣”的官僚士大夫，汉灵帝感到耳根清静了，他可以纵情享乐，恣意敛财了。宦官们不但不会劝阻，还会帮他出主意，想尽花样地搞声色犬马那一套，宦官们一门心思要让灵帝玩得舒舒服服。


　　奴才们也喜欢这样的主子，只要你让他享乐，你任人唯亲也好，贪污受贿也好，草菅人命也好，他一概不管，万一被人揪住了“尾巴”，他还会护着你呢。主纵奴恶，宦官及其党徒可把天下害苦了。宦官王甫的养子王吉二十九岁就出任沛国相，判案标新立异，要是穷人生了子女无力抚养，就把父母双双杀掉。凡被他处死的人，都分裂尸体陈列车上，标明“罪状”，巡游各县示众。夏天即使尸体腐烂了，也要用绳子把尸骨穿起来，不游遍沛国全境不罢休。他当了五年官，竟然杀了一万多人。


　　汉灵帝使整个国家彻底垮掉的最“杰出”的一招就是明码标价地卖官敛财。汉灵帝出身于亭侯之家，与富有天下的皇帝相比，也曾经过了一段“穷苦”生活。所以，身为帝王的他在怕穷之余，就对金钱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嗜好——放在国库里的钱他觉得不牢靠，非要攥在自己手心里不可。他的母亲董太后也是出名的财迷，自从儿子成了皇帝，她不放过任何发财的机会。她让汉灵帝派出大批宦官到各地去搜括金银财宝，直接用车给她运回宫中。后来看油水榨得差不多了，她又给灵帝出了一个主意：公开标价卖官。


　　元和元年（公元178年），官职交易所在西邸开张了，价码是郡守级卖二千万钱，县令级四百万钱。从此，大汉王朝的官就明码标价地卖起来了。他们母子俩买卖做得还很灵活——有钱交现款，无钱可赊欠，到任后再加倍偿还。肥瘦不同的官职，还可讨价还价。开市大吉，生意兴隆，汉灵帝母子俩笑逐颜开。买官的人也不会吃亏，到任之后，只要狠狠搜括即可，只是苦了老百姓。汉灵帝他们才不管这些，他见买卖适销对路，急忙扩大经营：朝中三公，一千万钱一个，九卿五百万钱，如果属于按资历本该提升的，出半价即可。后来，连禁卫军的官职也上了市。到最后，除了皇帝之外，什么官都可以买到。


　　卖官的“国策”后来发展到官员调动、秀才授职都得到西邸讲价交钱，然后才能走马上任。有些正直清廉的人请求不再当官，却被强行派遣。新任巨鹿郡太守司马直因清廉有名，被恩准特别“减价”至三百万钱。接到诏书后，司马直愤然说：“当官是为民作主，现在反而要盘剥百姓以满足上司的私欲，于心何忍？”他想请病假，皇帝却不准。上任途中，他写了一篇批评时政的奏章，然后服毒自杀。


　　汉灵帝对于用这种办法搞来的钱财，生怕得而复失，于是把一部分钱存放在宦官亲信的家里，一部分拿回老家，变成不动产。总之，这些亡国昏君总以为国亡之后家尚可保，总要移国就家，准备亡国后回家好好享受。大哲人黑格尔说过这么一句话：“人类惟一可以从历史中真正学到并记住的是事情是，人类从历史从学不到任何经验或者教训。”这句有点拗口的话，也一再被残酷的历史所证明——明朝末年，早已被如虎狼一般的官吏压榨干的百姓奋起反抗腐朽统治，流民起义遍布全国。国家连年征战，国库早已空虚，明朝既没有足够的钱应付起义军，也没有余力对付兴起的满洲势力。在这种情况下，崇祯帝要求皇亲国戚以及大臣们捐资救国，不料，应者寥寥。崇祯帝想从自己的岳父身上开刀，不料原本要求征银五万两，最后只征到九千两——即便是这九千两银子，里面还有一半是皇后的私房钱。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其实，崇祯帝的个人小金库里白银何止千万两！“上梁不正下梁歪”，皇帝自己都不愿捐资救国，还能指望大臣们吗？我们现在重读这样的历史，也许会感慨，这样的人不成为亡国之君，这样的政权不灭亡，天理难容！


　　汉灵帝这样折腾国家，国家局势沦落到了这步田地，神仙也回天乏术了。当时有这么一首民谣唱道：“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轻。”这已经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天下苍生“与日同亡”的誓死决心，席卷全国的黄巾大起义终于爆发了。


　　自从汉室衰落，天下分崩，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刘备凭蜀地险要，孙权靠江淮坚固，三分天下，成鼎立之势。这三个人都开创了帝王基业，建立了霸主宏图。那么，这三个人互相比较，到底孰优孰劣呢？


　　虞世南说：“曹操的军事谋略，几乎无人能比，所以他能打下建国的基础。虽身居朝廷相位，实怀雄才大略。然而他谲秘诡诈，心性反常，疑心重，忌讳多，所以他杀害了伏皇后家族数百人；因意见不合便毒死他的谋士荀彧；因嫉恨不与之合作的孔融，便将其杀害；崔琰仪表堂堂，曾作为曹操的替身接见匈奴使者，事后他又觉得没面子，也被他杀害；娄生只因为说错一句话就被他砍头；桓劭已经自首，跪下求饶，他说：‘只要长跪不起，就可饶你不死。’最后还是被杀。曹操不讲仁德，只用刑戮，可见他暴虐至极。然而，他闲谈时却好自比周文王，实际上根本不是。汝南名士许劭给他的评价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这话说得非常恰当。


　　“刘备对四川的太守刘璋能以礼相待，委任诸葛亮为军师从不怀疑，做君王的，这是最好的仁德表现。孔明是举世闻名的奇才，可与辅佐成汤的伊尹、武王的吕望相比。君臣同心，如鱼得水。只因国小兵弱，蜷缩在闭塞的蜀地，要同时分心对付魏、吴，与大国抗衡，显得力不从心。假如与曹操易地而处，使刘备的远大计谋得以施展，使关羽、张飞的英武得以发挥，把诸葛亮的才能全部用上，那么，他的霸主之业必然成功。


　　“孙权在其兄孙策奠定的基础上，任用前朝的文武百官，凭借长江天险，仅能自保而已，比起前二人来，就有所不及了。”


　　修《三国志》的陈寿说：“刘备的智谋才干，比不上曹操，所以开拓的区域也较狭窄。”晋朝的清官张辅说：“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拨乱反正的帝王，首要的、根本的是要得到好的将相，仅凭自身一人英勇善战是不行的。诸葛亮精通礼义，了解风云变幻，算得上是辅佐一统天下的帝王之才。刘备没有强大的实力，却能让诸葛亮鞠躬尽瘁；关羽、张飞都是豪杰，刘备却能让他们忠心耿耿为他效力，这说明刘备有独特的本领。人与人相处的原则是：光明正大的和阴险奸诈的人不会互相配合，才能出众的和平庸愚蠢的人也不能互相合作。曹操即使在安全强盛之时，这些人也不会为他效力，更何况在危难之际呢。假如让刘备拥有中原，他开创的基业将会与周王朝媲美，怎会仅仅得一个‘二杰’（指刘与曹）的称号呢。”


　　曹丕曾经问吴国的使者赵咨：“吴王是怎样的一位君主？”


　　赵咨回答说：“是一位聪睿、明达、仁慈、智慧、雄毅、英略的君主。”


　　曹丕问他有何具体表现，赵咨解释道：‘鲁肃出身贫寒，他能起用，这证明他的聪睿；吕蒙是一普通士兵，他能提拨，这证明他的明达；收留了你们的大将于禁而不加害，这证明他的仁慈；攻占了荆州，但没有发生激战，这证明他的智慧；占据三州，虎视天下，这证明他的雄毅；委屈求全，敬奉陛下，这证明他的英略。”


　　当年，孙策中箭受伤调养的时候，把弟弟孙权叫到床前说：“统率江东的千军万马，在箭矢如雨的战场上，当机立断，与天下争雄，你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才，以保江东，我不如你。”


　　陈寿说：“孙权屈身忍辱，任用人才，崇尚计谋，像以前的越王勾践一样奇异，确是人中豪杰，所以他才能独据江淮，成就三分鼎立的霸业。”


　　晋宣帝司马懿老谋深算，诸葛亮盖世奇才，他们俩哪一个更高明？


　　虞世南说：“司马懿出身于世代儒家，参与建立魏国的政制，在世事危难之际能有所救助，清理朝纲，文韬武略，实有可称道的一面。然而这人好玩弄阴谋，做事不讲仁义，猜疑妒忌，诡计多端。譬如他为让魏明帝自取灭亡，故意装病，河南尹李胜离京赴任前去看他，他故意说胡话，装得命在旦夕，使曹爽放松了警惕；他把何宴等人下狱后，任由狱吏审讯拷打，最后连诛三族。像这类伤天害理昧良心的事，正人君子是做不出来的。用这种虚情假义对待一切事物，倘若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到中原地带去会战，以他的奸谋来对孔明的统帅有方，恐怕就不是对手了。”


　　东吴时的张微在《默记》中谈论到司马懿和诸葛亮二人的优劣时说：“汉朝灭亡，天下三分，这二人同时生活在风云际会的时代，投靠了一方之主。孔明从蜀汉开始活动，地盘只有一个州，与大国相比，只占九分之一，指挥着数万军队，长驰于岐山一带，意气奋发，大有饮马河、洛的壮志。司马懿拥有天下十倍之地，仗着兼并的大军，城垒坚固，部队精锐，不敢斩将擒敌，却只能自保而已。假如孔明不是死于五丈原，凉州、雍州（今陕甘宁一带）的军队和武器装备还在，战争继续下去，谁胜谁负很明白。比起司马懿来，孔明不是更高明吗？”


　　西晋前夕的景帝司马师和他的弟弟文帝司马昭，哪个比较贤明？


　　魏明帝曹睿驾崩，立养子齐王曹芳，托咐曹爽与司马懿辅佐曹芳。司马懿杀了曹爽，大权独揽。曹芳在位三年，司马懿死，儿子司马师被封为景王辅政，废除曹芳，立曹丕的孙子曹髦。司马师死后，他的弟弟司马昭被封为文王，又代其兄辅政，杀了曹髦，立曹操的孙子曹奂。


　　后来曹奂也被废除，封为陈留王，他让位给司马炎，是为晋武帝，从此进入西晋时期。司马炎称帝即位后，灭了东吴，统一了天下。到了晋惠帝即位，天下大乱，开始了五胡入主中原的大动荡时代。


　　虞世南对司马昭兄弟的评价是：“唯有深邃，才能领悟胸怀天下的含义——夏侯玄就是这样的人；唯有机谋，才能成就天下的重任——司马师就是这样的人。”由此可知，有将相之才的人，在青少年时期就要表现出来。在司马懿诛灭曹爽的时候，司马师镇静如常，其智慧谋略已很明显了。扬州都督毋丘俭和刺史文钦举兵讨伐他的时候，被他打得全军覆没，由此可以看出他的英雄气概。虽然他在谋略上胜人三分，但他能忠心保卫王室；虽然威名震主，但为人臣子的名节无可指责；权势显赫但能善始善终。这就很值得赞美了。


　　他的弟弟司马昭继承了大将军的权柄以后，镇压了扬州都督诸葛诞；在南方，安定了淮海一带的局势；在西方，消灭了刘禅没落的蜀汉。司马昭部署军政大事不失时机，一切以建功立业为重。可是在曹髦即位之后，他不是用其聪明才智竭力协助，他想学伊尹、周公，却诋毁有学问、有声望的人。他杀了曹髦，却把罪名推在太子的门客成济身上，自己给后人留下大逆不道的劣迹，最终还是成了历史的罪人。这就是说，一个人的污点是永远洗不掉的。


　　干宝的《晋总论》说：“司马懿以雄才宏量，顺应时势，走上了仕途，正遇上曹操开始创业，使他能参与筹划军国大事，高明的谋略屡屡成功，终于投身于戎马生涯，三代人驰骋疆场。他生性深沉多疑，有城府，但又宽松容人，能听取别人的意见；审时度势，处理军务能放开手；知人善任，能采纳、提拔人才，所以能西擒反复无常的孟达，平定辽东太守公孙渊的叛乱，消灭了与他同时受命辅政的曹爽，临死前还杀了扬州都督王陵。屡次抵抗诸葛亮统率的大军，还要对付东吴配合蜀军的威胁。因此，老百姓一致赞扬他的才能，晋室一统天下的趋势从司马懿开始初步形成。


　　“司马师和司马昭继承了他创立的基业之后，内乱有夏侯玄、李丰，外乱有毋丘俭、文钦，这两起反对他的图谋虽然策划周密，还是走露了消息，都被司马氏镇压了。江东一市虽然战乱再起，但他们稳坐京都，一次次想推翻他们的图谋不但都被粉碎，反而使司马家族的基业更加巩固。后来起用邓艾、钟会，长驱入蜀，迅速打败了昏庸的刘禅，刘禅投降，东吴灭亡，建立了晋朝，统一了天下。天意人事，通过这段历史，不得不相信。


　　“司马氏三代起初接受非同寻常的委任，最后获得军政大权，到了司马炎手里，终于登上了帝王的宝座。


　　“司马炎仁德厚爱，勤俭节约，平和而不放纵，宽厚而有断决，所以人人歌颂他们，说国家从此可以振兴了。当时的形势是四海欢欣，万民拥戴，放舟三峡，驰马桂阳，劳役不失时机，江浙都来归顺，铲平了吴、蜀的堡垒，打通与这两处往来的交通障碍。在西晋武帝太康年间，书同文，车同轨，虽说不是圆满的太平盛世，也基本可以满足了。清明的官吏奉公守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可以称得上是百年盛世。


　　“可是等到司马炎驾崩，皇陵的土还没有干，国丈杨骏被杀，杨皇后被废为庶人，朝中旧臣被诛灭的就有数十家。不久又发生了贾后假传诏书让楚王司马玮杀害太宰司马亮的事件，事后楚王又被贾后以擅杀大臣的罪名诛灭。这样杀来杀去，导致了一有危险，都没有人帮助皇室子弟守护城池，而手足相残的事却年年发生。辅相没有尊严，不受人敬重，被杀戮侮辱的灾难却随时都会发生。全国山河没有一座可保安稳的重镇，雄关要道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被攻破。先是有李特在四川起兵，很快就攻下了荆州、扬州等地，继而刘渊在山东、河北等地扰乱，也跟着割据为王，国家开始冰消土崩。二十多年，河、洛地区就荒芜成一片废墟，西北方的胡人纷纷称王称霸，二代皇帝大权旁落，大好河山群龙元首。为什么会落到这步田地呢？只因为树立的接班人权力落在朝廷命官之手，父皇临终托附的重臣不是辅政的人才，国家的法纪不能贯彻实施，临时拼凑的政策反倒频频出台。只要看看阮藉放浪形骸的行径，就可知道礼教崩毁废弃的根由；考究庾纯、贾充的所作所为，就可以看出辅相的荒诞乖张；想想郭钦所出的计谋，就可以明白北方各族为什么有机可乘；细看傅咸的奏章和鲁褒的《钱神论》，就可以知道行贿受贿、买官邀宠的明目张胆。民风国势到了这步田地，即便有中庸之才的将相，坚持礼义之治的君王，来治理这样的国家，也无法使之起死回生了。即便侥幸出现这种奇迹，也只能在祭祀祖庙的时候看到，在季札听音乐论兴亡的时候见到，范燮也要为之请死，贾谊必然为之痛哭了，更何况，当时的皇帝司马衷还是一个少有的白痴，这样的帝王怎么能面对这样的局势呢！然而，司马家族耀眼的余焰还没有熄灭，所以艰巨的使命又落在了东晋元帝司马睿的身上。”


　　封建社会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产生，因为其政治机制的桎梏，既不可能像议会制那样去选举，也不可能像多党制那样去竞争，而只能在一个极其有限的圈子——皇室子孙中选择，而且必须遵循老祖宗数千年不变的规矩：立长不立幼，立嫡不立庶。可是这一原则执行起来往往变数很多，比方说，前任皇帝常常以遗诏的形式把他的宠姬或爱子钦定为接班人；或者皇帝断子绝孙了，就只能从远房同宗中找继承人；抑或是皇室衰微，朝纲被一权臣把持，那个实已虚设的儿皇帝就不得不退位——美其名曰“禅让”。这样一来，国家兴亡，百姓苦乐就不是取决于什么政治体制，而是决定于情节各不相同的争权闹剧了。


　　晋惠帝司马衷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晋惠帝是晋武帝司马炎的次子。他从小生在宫中，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又不好读书，十几岁还不识字，只知寻欢作乐，别的什么事情也不问，什么都不懂。有一次，司马衷在御花园玩，听到一片蛤蟆叫声，他问侍从：“此鸣者为官乎，为私乎？”侍从听了捧腹大笑，其中，有个机灵的人答道：“在官地为官，在私地为私。”又有一次，天下遭灾，百姓饿死不少，司马衷竟然荒唐地说：“他们为什么不吃肉末粥？”


　　太子糊涂到如此程度，怎么能处理国家大事？不少大臣为此忧虑，晋武帝也不是不知道。尽管如此，司马衷还是当了皇帝。究其实，根源还在当时统治阶级内部的切身利益。看看这类历史故事，你就可以知道，不管封建统治阶级口头上说得多么漂亮，他们骨子里是从来不把民众、国家放在心上的。


　　晋武帝司马炎即位前，他父母在临终时都曾拉着他的手含泪嘱咐他将来一定要把皇位传给弟弟司马攸。论才论德，司马攸都是比较理想的接班人。史书说他“清和平允，亲贤好施，爱经籍，能属文，善尺牍，为世所楷”。朝野上下，他威望都很高。但是武帝想把皇位传给儿子司马衷。为此，朝中大巨与皇帝多次发生争执，终究胳膊拧不过大腿，支持齐王司马攸的大臣不是被贬官、免职、下狱，就是被活活气死，连齐王自己最后也被威逼而死。


　　武帝在选择接班人的问题上的所作所为，虽然引起朝臣的担忧，但居心叵侧的人巴不得武帝选白痴当太子，一旦白痴即位，他们就可以独揽大权，随心所欲了。武帝的老丈人杨骏就是其中之一。


　　公元289年，五十四岁的晋武帝由于多年的荒淫纵欲，一病不起。他的岳父杨骏趁他病重，把原来宫中的侍从都换成了他的亲信。皇后杨芷在武帝人事不省的时候请他让杨骏一人辅政，武帝不知她在说些什么，随便点了点头，杨芷立即矫命下达了诏书。


　　武帝死后，司马衷继位，贾南风当上了皇后，杨芷成了皇太后，杨骏大权独揽，惠帝成了傀儡，而贾南风却没捞到什么好处。但她生来是一个凶狠毒辣的悍妇，她和几个另有图谋的皇族朝臣串通一气，为争夺最高统治权力，在宫廷中挑起了大规模而持久的互相残杀。晋武帝尸骨未寒，她就立刻策划、发动了一场宫廷政变，联合汝南王司马亮等人剿灭了杨骏家族，囚禁、饿死了杨芷。后来，死于这场政变的不下万人。


　　在铲除杨家势力的行动中，楚王司马玮起了关键作用，但他没有得到实惠。很多无功的人反倒加官进爵。但更主要的是贾南风本人也没有得到好处。于是，她又叫白痴皇帝下命给司马玮，让他进京讨伐司马亮，事成后又以擅杀之罪将司马玮和很多朝臣诛杀灭族。


　　然而在这场滥杀滥捕的大混战中，白痴皇帝司马衷万事不关心，不是去御花园听蛤蟆叫，就是和宫女们嬉戏打闹，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逍遥天子”。


　　贾南风自己没有生儿子，司马衷只有一个儿子，并且是和一个才人生的。虽然父亲是白痴，但这个孩子倒很聪明，有一次宫中失火，武帝要登高观望，这时，这个才五岁的孩子拉着他的衣襟说：“暮夜仓卒，宜备非常，不宜令照见人君也。”武帝大喜，从此对这个孩子另眼相看。现在，贾南风怕白痴皇帝这个惟一的儿子继承皇位，便用计杀害了这个孩子。她的这种灭绝人性的行径引起了公愤，赵王、粱王和齐王（司马懿的九子、八子和曾孙）率军攻入后宫，将她杀死。从此，统治集团的内讧由宫廷扩展到整个社会。司马懿的子孙们互相领兵杀来杀去，历史上称之为“八王之乱”。


　　在战乱中丧生的民众有数十万。历史上有名的学者、科学家如陆机、陆云等人也都在战乱中丧命，真正有头脑、有节操的如“竹林七贤”等不得不退隐山林，“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皇室的子孙们（司马氏的皇子皇孙共约五十七人，仅司马炎的儿子就有二十五人）在连绵不断的骨肉相残中亡灭殆尽。司马家族从司马懿起到愍帝司马邺，没出五代人，平均寿命不足二十岁。


　　白痴皇帝司马衷从此有如丧家之犬，随便那个人都可以挟持他东逃西窜，最后被他的堂兄弟用面饼毒杀。司马衷在位十六年，大权先是被外戚杨骏掌握，后又被贾南风劫夺，继而八王争权夺利，战祸迭起，生灵涂炭，周边各少数民族趁机深入中原参加内战。《帝王学》的作者赵蕤把司马哀的痴愚换了个高雅的说法曰：“荡荡之德”。


　　白痴皇帝的灭亡是必然的，可悲的是，西晋王朝的大好河山在被司马氏诸王糟踏之后，继之闯入的是五头猛兽——鲜卑、匈奴、羯、氐和羌，这五大民族打着各类旗号，一个个号称“秦”、“齐”、“燕”、“赵”的王国先后在中原这块水肥草美、物阜丰饶的大地上建立起来，肆无忌惮地横冲直闯，烧杀洗劫。


　　曹操为了劫夺大宝，苦心经营三十多年，诛杀汉室大臣、刘氏宗室多人，其政权维持不到百年；司马氏惨淡经营也是三十年左右，也将曹氏宗人诛杀殆尽，政权都没有维持到五十年，加上东晋（严格地说，东晋皇帝其实姓牛），前后也才共一百五十年。司马家族自杀加上他杀，最后也宗脉凋零。读史到此，不由不让人发出“天道好还”、“善恶相因’的浩叹！


　　东晋自司马睿之下，哪个皇帝比较贤明？


　　虞世南说：“晋朝自迁都建康（今南京）以后，有势力的大臣专权，皇位虚设，政令刑法不是出自帝王，王敦凭借豪门望族的牢固的宗室基础，坐拥长江军事重镇的兵权，恃才自负，仗势跋扈，一心想当皇帝。要不是司马绍明断，丞相王导忠诚，晋朝的皇位几乎被王氏篡夺。可惜司马绍在位只有三年，倘若时间再长一些，依靠大批才德兼备的名流，靠洛阳一带流民的拥戴，趁称帝的刘聪和羯族帝王石勒正处在衰弱之际，那么收复中原并不困难。”


　　东晋元帝司马睿正赶上国家分裂，他乘机在建康创建基业，后晋明帝司马绍即位，大将军王敦威震朝野，准备谋反，明帝与丞相王导、中书令温峤等决心征讨王敦。后来，王敦兵败而死。


　　如依史籍载，东晋元帝司马睿是司马懿曾孙琅琊王司马觐的儿子。其实司马睿姓牛，并非司马懿的后代。明代学者李贽在《藏书》中干脆称之为“南朝晋牛氏”。这一谜底说起来好笑：当年司马懿在世的时候，社会上流传着一本《玄石图》，其中有“牛继马后”一句谶语，所以司马懿对身边姓牛的人都要设法铲除。他手下有一个大将叫牛金，一次他用一把特制的酒壶与之共饮。这酒壶设有机关，当自己喝的时候，可以倒出无毒的酒，而在给别人斟酒时就能倒出有毒的酒。他用这种办法毒杀了牛金。可是谁能抖到，琅琊王府中有一姓牛的小吏，与王妃夏氏私通有子，这个私生子就是司马睿。尽管司马懿机关算尽，他创立的政权还是落在了姓牛的手里。由此看来，人世间的事从来就是“人算不如天算”——总之，人算人，彼此皆知；天算人，幽微难明。


　　有人问：“桓玄有奇才远谋，结果还是灭亡了，为什么？”


　　桓玄，字敬道，其父桓温官拜大司马。桓玄博学多才，以英雄豪杰自居，晋安帝司马德宗时为丞相，封楚王，后强迫皇帝让位。


　　虞世南说：“做国王的要有虚怀若谷、容纳万物的气量。要能像天地一样宽广，真诚的誓言必须兑现，然后百姓才会乐于拥护爱戴。可是桓玄这种人，只有浅薄的小聪明，没有宽宏谦虚的高尚品德，正好赶上东晋末年天下大乱，皇室威不服众，所以桓玄才能张牙舞爪地恣意妄为，侥幸行险，以图一逞。当时正值刘裕雄发英姿、扫荡群雄之际，桓玄最终被灭族身亡，这也是他应得的下场。”


　　战国时的楚大夫鬻权说：“发颁法策法令能为天下谋利益的，就是道；上下相亲相爱，就是和；民众不诉求就能得到，就是信；能消灭祸国殃民的邪恶势力，就是仁。仁与信，和与道，这是帝王的武器。”


　　这样看来，乱世英雄的浮浅智谋，是无助于得到民众的拥护的。


　　南北朝的宋武帝刘裕灭了桓玄，又帮助东晋维持了数年残破的江山，然后才称帝。梁武帝时期的著作郎裴子野认为他比司马懿、曹操卓越，这是怎么回事？


　　虞世南说：“魏武帝曹操是曹腾的孙子（曹腾是汉桓帝时的宦官，收夏侯嵩为养子，曹操是夏侯嵩的长子，所以曹操的真正祖先是夏侯氏），累世荣耀显贵，三代人在汉朝享了三十多年福。等到董卓乱汉，操与山东豪雄趁机而起，消灭了罪魁祸首董卓，这也并非曹操一人的功劳。司马懿历任魏晋的将相，权倾朝纲，国家的兴亡由他掌握，处在安全稳固的位子上，奉皇帝的诏书征伐、诛杀犯上作乱的人，他的权势、地位，用‘高山仰止’也不足以比喻。


　　“刘裕就不一样了，他是一个普通老百姓，提剑首创大业，不到一月，就安定了苟延残喘的晋室。他所镇守的句章大小只有州府的一半，统率着一郡之兵，攻杀四川守将谯纵；西入长安，擒获了后秦姚泓家族；在山西大岘山打败了南燕慕容超；在岭南，打败占据广州的焦循，焦氏父子全被斩首。帅旗所指，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观其豁达恢宏，有汉高祖刘邦的风度，看他胜算在握，可与光武帝刘秀媲美，只可惜在位时间太短，大志未酬，否则他的业绩不可限量。这就是为什么认为他比司马懿、曹操卓越的缘故。”


　　裴子野说：“宋武帝刘裕劣迹比曹操多，功德比司马懿大。他从一个普通士兵起步，数次抗击孙恩的乌合之众；他振臂一呼，即摧毁了荆州、郢州桓玄牢不可破的军事家族势力：他双管齐下，战车长驱，山东一带的军事重镇就荡然无存；他又回戈直指江、湘，五岭的大小山头很快都被肃清；他命令建威将军孙处自海道袭击番禺，广州遂被席卷；他起用资历轻微的朱龄石，四川便被收复；羌人和匈奴人被他的军威震摄，很快，南北双方之间的攻守、君臣之势就倒转了过来；他亲自督率气吞万里的大军安定中原后，假借天命，仿法前代帝王，终于登上皇帝的宝座。这可以说是以仁义取天下了吧。”


　　裴子野还说：“桓玄有文武奇才，立志雪洗国破家亡的耻辱，身处战乱之际，调兵遣将，未经浴血奋战就意外地取得群雄盟主的地位，继而向全国发号施令，策划统一大业，不到一年，逼晋安帝让位，盗窃了国家权力。他自以为名望超过了汉高祖，功勋比得上曹操、司马懿，就妄图过过皇帝的瘾，让四海都来恭恭敬敬朝贺自己。到了他假传圣旨封赏的王谧、桓谦，利用人民渴望太平的心理镇服群雄，王绥、谢混等较后发迹的相继出人头地，追随他的本家兄弟，都被安插各地军政部门的时候，老百姓为他得逞之迅速而惊骇不已，不得不屈服于他的暴力之下，不敢有非分之想。当时的刘裕才是丹徒县的一介平民，参军后上司让他率领的不过数十人，后来纠集同盟，共谋起义，讨伐桓玄，闪电般地攻下了徐州和京口，不到半旬就荡清了建康，号令群雄，长驱江汉，不容桓玄有喘息之机就消灭了他，使濒临灭亡的晋室又得以苟延残喘。自轩辕黄帝以来，还没有像刘裕这样用兵神速的。如果不是绝世少有的雄略，如果不是东晋的气数到了尽头，怎么能这样呢？由此可知，当人民需要休养生息的时候，能治理丧乱的王朝自然要兴起。”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


　　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辛弃疾的这篇洋溢着爱国激情的华章，歌颂了几位历史人物的英雄业绩，其中浓墨重彩刻写的就是这位“寄奴”——刘裕。


　　刘裕早年丧父，家境贫寒。青年时代曾挥汗躬耕于田野，上山砍柴，下泽捕鱼，备尝生活之艰辛，因此养成终生简朴的习惯。他晚年当了皇帝，还在后宫独辟一室，珍藏着他曾用过的农具。


　　刘裕在东晋末年南北朝混战之际，崛起于行武，终其一生，戎马倥偬。这位靠战争登上皇位的农家子弟，胸有韬略，勇武善战，确实充满了“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英雄气慨。在刘裕只是桓玄手下的一个小头目的时候，当时桓玄已经篡位，他的夫人私下对桓玄说：“我看刘裕龙行虎步，风度不凡，恐终不能为人下，不如早点除掉他。”


　　桓玄说：“我刚刚平荡中原，眼下正是用人之际，非刘裕无可用者。等关、河平定后，再作打算吧。”可是等到他“再作打算”时，一切都已经晚了。


　　后来刘裕南征北战，确实坐了天下，然而他为夺大室，为巩固政权，残杀了许多也许不该杀的人。明末进步思想家李贽每当评点历史遇到滥杀无辜的人物时，总要在杀人的情节下加注一笔：“种毒了”或“又种毒了”，而到杀人者的子孙后来又被别人杀害的时候，他一定要照应一句：“毒发了！”


　　公元410年，刘裕消灭了南燕，生俘燕王慕容超，送到建康将其斩首。燕都被破后，南燕自王公以下三千余人被斩杀，家属一万余人没为奴隶，燕都被夷为平地。随后，他又以图谋不轨的罪名剪除了和他一起举事的刘毅及其部属谢琨等人。另一个当初与他起义的是诸葛长民。有一天，刘裕邀他畅谈，当诸葛长民正为刘裕能如此推心置腹而感激涕零之时，伏在帐后的武士将他刺杀于座中。其他诸如卢循、谯纵等人，战败固然不免一死，但其部属、家族也被诛灭殆尽。


　　公元418年，刘裕代晋称帝前，万事俱备，只因当时有一句谶语：“昌明（晋孝武帝司马曜字昌明）之后有二帝。”他想在晋安帝司马德宗之后再立一帝，以应“二帝”之谶。于是他派人缢死安帝，扶立恭帝司马德文，一个月后又将其刺杀。


　　一将功成万骨枯。虽然不应否认刘裕在东晋和南北朝这一被学者称为“一体化调节失灵”的混乱时期，在五十年左右，大大小小的称帝者竟达一百四十五人之中，确实是一位茕然卓立的佼佼者，但他也播下了诸般“毒种”。这些“流毒”之“因”，在他身后都一一有了毒“果”。


　　宋孝武帝刘骏和明帝刘彧哪一个贤明？


　　虞世南说：“这两个皇帝的残忍虽然表现不同，其本性却是相同的。诛杀贤良，手足相残，朝内没有陈平、周勃那样的丞相，外部没有唇齿相依的睦邻，把国家的最高权力交给这种昏庸无知的人，难怪能让萧道成趁国家破败之机宰割天下，不到一年，国玺易手。这正如庄子所说，珍贵的东西，捆绑、封锁得越牢，恰恰是为大盗提供‘连锅端’的方便。千思百虑，终归还是失败，千古为之长叹！至于权力的倾覆、沦丧，还不是最不幸的！”


　　宋孝武帝名骏，宋文帝第三子，官拜江州刺史。他的弟弟刘劭杀害文帝后，刘骏与他的主簿颜竣于江州起义，征讨刘劭，打败他后，将其父子枭首示众。宋明帝名彧，宋文帝第十八子，即位后就把孝武帝二十八个儿子全部杀害，而且又千方百计掩饰他的罪行，致使天下骚乱。明帝驾崩，子刘昱即位，更加荒淫无道，最后被萧道成杀死篡位，建国为齐。


　　公元422年，南宋开国皇帝刘裕去世，长子刘义符继位。虽然其父临终时对他说：“徐羡之、傅亮当无异志。”然而，恰恰是这几个人，不到一年就把他废掉，旋即把他活活打死，又杀其弟刘义真，然后迎立刘裕的三子刘义隆，是为文帝。文帝即位不久，就把拥立他的徐羡之、傅亮和谢晦等人一一诛杀，后来，名将檀道济与其子十一人也一同被杀。


　　刘义隆即位初，四弟刘义康曾与之共理朝纲，对巩固刘宋政权贡献颇大。他一直担心刘义康要篡夺他的皇位，一待地位稳固，就赐药毒死了这位皇弟。从此刘裕的“毒种”一发不可收拾，刘氏父子兄弟之间的残杀连续不断，终于导致了刘宋王朝的覆灭。


　　公元453年，刘义隆被其长子刘邵杀害。当年，其三子刘骏以讨伐弑君、弑父的刘邵、刘浚为名起兵，攻克建康后将其暴尸于市。刘骏即位后，因其父当年在考虑废长立幼时没选中他而是看重刘铄，便迁怒于彼，将其毒死。后又杀叔父刘义宣、十弟刘浑、六弟刘诞。在攻克刘诞镇守的广陵（今扬州市）后，刘骏将城内士兵不论老少全部杀掉，并将死者的头颅摆在石头城南岸陈列观赏。刘骏对父子兄弟如此，对朝中大臣更是以狎侮、虐杀为一大快事。


　　他的长子刘子业继位后，因幼时不为父爱，一登上皇位便大肆报复，凡是武帝信任的大臣全被诛灭九族，其中包括他的叔父刘义恭全家。这位年仅十六岁的皇帝，因为看惯了他父亲草菅人命，一旦手握生杀大权，比其父更加凶残。他杀了年仅七岁的弟弟刘子鸾兄妹三人后犹不罢手，还把其母殷贵妃从坟墓中挖出来侮辱。刘子业排列了一下刘氏接班表，发现继位的不是长子，就是三子，于是为消除后患，毒死了三弟刘子勋。


　　纵观刘宋王朝的四代八帝，自刘裕以下，无一不是宫廷腥风弥漫，岁岁骨肉相残。八个皇帝，平均寿命不足二十四岁。这不能说不可悲啊！


　　南北朝时齐国的建元（齐高帝萧道成年号）至永明（齐武帝萧赜年号）年间（公元429——493年），被称为太平治世。真的是这么回事吗？


　　虞世南说：“萧道成是创业之主，知道稼穑艰难，而且自己生活俭朴清雅，衣食起居务求简单朴素。齐武帝萧赜则很重视后宫的华美，有失过度雕饰，但是他把一切政务都委托给少傅王俭，朝廷的典章法令都由王俭草撰，都说礼教文化的兴盛，就数永明年间，一致赞扬萧赜的辅相用人得当。”


　　孔子说到卫灵公的无道时，康子说：“这样的国君，怎能不亡呢？”孔子说：“要是让仲叔圉来管理外交，由祝驼管理宗庙祭典，由王孙贾统领军队，这样，怎么会亡呢？”这里讲的就是任用有德之人的好处。


　　田单做齐国的宰相时，有一次过淄水，有老人淌水过河，被冻得打颤，田单解下皮衣给老人穿，引起了齐襄王的反感，说：“田单这样施惠于人，是不是想夺取我的江山？不早些准备，恐怕他就要先下手了。”这里讲的是任用有德之人的坏处。


　　正因为此，齐襄公才嫉恨齐国陈氏的广施功德。晏子对齐襄王说：“从礼制上讲，个人做好事不能超出家族的范围，朝廷的命官不能假公济私，这种行为必须制止。”


　　齐襄公讨厌田单施舍国人，有一个以串珠玉为生的匠人对他说：“大王不如表扬田单的慈善，下令说：‘我担心有人在挨饿，田单就收容饥民到府上；我担心有人在挨冻，田单就脱下自己的皮衣给他们穿。他的这种行为使我很满意。’田单做了这样的好事，大王能表扬他，这样一来，感激田单做好事，也就等于你大王做了好事，人民就要感谢你了。”从此以后，人们在街谈巷议时都说：“田单所以会爱拥民众，那是大王教导的结果呀！”


　　由此看来，国王要想收回大臣们的权力和功德，应当像晏子和串珠人所说的那样去做。


　　以前，汉高祖病危，吕后问他身后谁当丞相合适，刘邦说：“曹参可以。”又问他曹参以后呢，他说：“王陵可以。但是王陵这人有些憨厚，陈平可以协助他。陈平这人智谋有余，但是难以独当大任。周勃宽厚稳重，但文化修养不足，然而能安定刘氏天下的，必然是周勃，可以让他当太尉，掌握兵权。”


　　宋高祖刘裕病重时，告诫太子刘义符：“将军檀道济虽有才干，却没有远大志向。徐羡之、傅亮按说没有野心。谢晦常跟随我南征北战，颇知机变，将来有什么变故，必然是他搞的，可以用调他到会稽的办法来处理这件事。”


　　做君王的，在任贤用能的问题上应当像刘邦和刘裕这样。


　　南北朝时期的宋朝和齐朝，被废的国王共有五人。这五个废帝都很骄淫狂暴，彼此没有什么不同，有的被杀害，有的干脆国破人亡。是不是他们本性凶顽，自取其祸，因而被上天抛弃，故意用他们来使国家灭亡呢？


　　虞世南说：“人所以有上智下愚的差别，是因为各自禀受的气质不同。


　　“至于具有中庸修养的人，都是来源于培训和学习。自宋王朝和齐王朝以来，负责培养太子的东宫里的老师，都滥竽充数而已。高贵的人和低贱的人，由于礼教的原因，互相隔离，良好的教育没有办法得到，导师都是由职位决定，很少根据德才选拔。这五个后来做了国王的太子，生性平庸无奇，又没有周公、召公一样的导师来引导，良师益友的规劝他们听不到，猥琐狎邪的小人恶习他们倒沾染了不少。以如此卑下的质地，生活在如此野蛮粗俗的环境中，其国破身亡的下场，是注定无可避免的了。”


　　贾谊说过：“从前周成王还在襁褓之中的时候，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姜太公为太师。保的作用，就是保养好太子的身体；傅的作用，就是用仁义道德辅导太子；师的作用，就是用知识礼仪教育太子。这是三公的职责。此外，还设置了三少，叫做少傅、少保、少师，分别负责太子的饮食起居。


　　因此，太子在懂得学习的童年时期，三公三少就用孝、仁、义、礼来培训教育他，让他离远邪恶的小人，不让他看到丑恶的行为，然后选择天下端庄正直的人才，孝顺父母师长、和睦兄弟姐妹的益友，和博闻广见、有道德、懂权术的人跟随在他左右，和太子朝夕相处。所以太子见到的是正直无私的行为，听到的是正直无私的言谈，行的是正道，因为前后左右都是品行端正的人。一个人习惯了与正人君子相处，自己也会不知不觉地走上正道，就像生长在齐国的不能不使用齐国高雅的语言一样；习惯了与奸邪小人相处，就像生长在楚国的人不能不使用楚国粗俗的语言一样。


　　“秦王让赵高辅导太子胡亥学习判案，耳濡目染的不是杀人、割鼻就是夷灭三族。所以今日即位，明天就用活人做靶子练习射箭。忠言规劝的说是诽谤，为他深谋远虑的说是妖言惑众，把杀人当做割草玩一样。难道胡亥天生性恶吗？不是，是因为教导他的知识都不是正理。”


　　晋惠帝的太子司马遹犯了罪，校尉阎纂上书说：“我常常想，遹长期生活在深宫中，沉缅富贵尊荣，凭着先帝创造的条件，生活优越，父母娇宠。为他选择老师时，我见都是选自名门望族的富贵人家，很少有来自寒门的有学问、有情操的读书人，或者有汉武帝做太子时卫绾、周文那样的好老师和刚正不阿的汲黯、郑庄那样的好辅臣。这样一来，太子遹就无法学到忠孝之道。古代的礼仪规定：太子要以士人的交际方式与民众平等相处。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他知道贫贱之后方可做贵人。如今他自己毁了东宫，也伤了国家元气，其所以到了这种的地步，不单单是太子的罪过。诸王子的导师、友人和来往的文人墨客也都是出身豪门，和这些人相处，怎么会互相切磋、有所教益呢！现在太子遹言语悖逆，接受惩罚的时候，仍然恪守做儿子的规矩，还可以考虑重选师傅，令其改过自新。选配游艺谈学方面的师友，应当是出身寒门，学问和品行都卓然自立的人以及经历过艰难困苦而名声、行为皆清廉正直的人，使之与太子相处、游学，杜绝他与皇亲国戚的纨绔子弟和轻薄宾客交往，只讨论古今孝子如何事奉双亲、忠臣如何报效朝廷，以及知过即改的道理，使他听到的都是为善之道。恐怕只有这样，才是万全之策。”


　　由此看来，对太子的教育，必须选品学兼优的人担任，这对于国家来说是最重大、最迫切的问题了。宋、齐二代的五个废帝是指刘宋王朝的前废帝刘子业，后废帝刘昱；南齐郁林王萧鸾、东昏候萧宝卷与齐和帝萧宝融。这几个皇位继承人的共同特点是荒唐淫乱，嗜杀成性。比如，宋前废帝刘子业，天塌下来他都不管，杀人之外就是醉生梦死，淫秽宫帏。他爱让王妃、公主、郡主等人入宫脱得赤条条的，在他面前排列成一队粉团阵，再强令左右与之追逐作乐，如若不从，就杀其全家。又如后废帝刘昱，杀人成了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大乐趣。他经常动用击脑袋、锤阴囊、剖腹心等酷刑，有时一天受刑的就有数十人之多。他看到杀人后伏尸流血便十分开心，一天看不上这种种惨状，就闷闷不乐。有一次，他用铁锤把一个人的阴囊打破，身边有人见此情景皱了一下眉头，他发现后悖然大怒，让这人立正站定，袒露上身，用短矛刺穿其肩胛。还有一次，他闻到身边一侍从身上有大蒜味，竟要剖腹察看。凡此种种，不胜赘述。


　　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这些人不单是一个“没有人君尊严”的问题，实际上其中大部分属于精神错乱型的人。比如齐东昏侯萧宝卷，为了讨爱妃的喜欢，把阅武堂改名为“芳乐苑”，并在里面按市场的样子建造店铺，自己打扮成商人大声叫卖。他让爱妃当市场总经理，自己当伙计。还在苑中开渠引水，在岸边设立肉铺，自己操刀卖肉，让爱妃卖酒。当时有民谣唱道：“阅武堂，种杨柳，至尊屠肉，潘妃沽酒。”


　　这些身为九五至尊的人，行为乖张，各有怪癖。有的嗜酒如命，有的豪赌成癖，有的好偷，有的爱涂脂抹粉、身着女装招摇过市，有的好花样翻新地瞎折腾。总之，这些帝王的生活全部是乌烟瘴气、不成体统。


　　后人在考察这些亡国之君的人格形成原因时，看到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青少年时代的教育失误。他们无一不是从小养尊处优，只知玩乐，有如白痴。为其选择的师友都是名门望族的权责，加之大都是在杀人如麻的环境中长大，所以连起码的做人规矩都不懂。然而由于封建社会“父传子，家天下”的政治体制，国家最高权力的继承人又只能在这极其有限的小圈子里指定或选择，因此太子的教育就成了关系到国之兴衰成败的大问题。这里作者提出的教训虽然是针对太子教育一事，但其观点对今人仍感困扰的子女教育亦不无启迪。归纳古人有关教子经验的总结，主要有三点：一是择师要得人，二是交友要慎重，三是先卑方能后尊。


　　梁元帝萧绎聪明博学，平定祸乱，最终还是国破家亡，为什么？元帝是梁武帝萧衍的第七子，名绎，官拜荆州刺史，曾平定大将军侯景的叛乱，以荆州为都城。西魏万纽于谨入侵梁王朝，被俘后，于谨用土袋将其压死。


　　虞世南说：“梁元帝天资聪睿，书画术数，无一不通，可以说是文武全才。他凭借顺利的形势讨伐逆贼，雪洗梁简文帝被杀的国耻家仇，因功成名就而继位，确有可称道之处。然而在国难之后，创伤还没有恢复的情况下，相信强敌西魏的甜心蜜语，因偏爱江汉而留恋不去，弃置了建康故都，把兄弟子侄都打发到偏远的地方，人为地使手足成了仇敌，一旦有事，都在孤独偏远之地，不能与他分忧。结果是身亡国灭，生灵涂炭，把河南和湖北全部放弃，确实让人叹惜。”


　　《淮南子》说：“仁和智，这是最美好的才能！仁的意思是爱人；智的意思是知人。爱人就不会采用暴虐的刑罚；知人就不会导致国家的混乱。这就是夏商周三代所以昌盛的原因。智伯有五种过人之处，仍然避免不了被人杀害，原因就在于他不爱人；齐王建有三种过人之处，仍然被秦人俘虏，饿死在共邑（今甘肃泾川北），原因就在于他不知贤任能。所以说，仁最关键的是爱人，智最关键的是知人，这二点不首先具备，即使明察聪慧，灵敏机智，还是不能避免国破家亡。”


　　有人问：“周武帝宇文邕雄才大略，身先士卒，可惜在位十年，只活了三十六岁。假如寿命再长些，让他充分发挥其军事谋略，他一定能统一天下，成为一代明主吗？”


　　虞世南说：“周武帝骁勇无敌，果断刚强，谋略超人，看他鼓舞士气能纡尊屈贵，领兵打仗号令严明，相比之下越王勾践和齐国大将穰苴都比不上。这都是勇猛的大将所应有的特征，还不具备做皇帝的气量。”


　　由此看来，拨乱反正的领袖人物，首要的是应当收服将相之才以为己用，这才是最根本的。不能单靠一人善战去打天下。正因为此，刘向才说：“知人是王者之道，知事是臣者之道。多才多艺，英勇善战，能有多大益处呢？”


　　历史上许多皇帝的不幸不在于他们的个性，恰恰在于他们做了皇帝——把他们根本不会使用的最高权力给予了他们。权力，是一根其妙无比的魔杖；政治，是一门超越世俗任何艺术的最高艺术。光有权力欲的人，很可能只成为卑鄙的政客，但真正伟大的政治家其德才必须超越任何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历史上的不少帝王，按其素质如果放在适宜的领域，很可能会成为有益于国家、民族的专家、学者，然而历史的误会偏偏让他们当了皇帝，结果给人民和自己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前面所说的梁元帝萧绎只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


　　史载萧绎幼年聪睿俊朗，天姿英发，五岁即能口诵《曲礼》，六岁时为父皇作诗曰：“池萍生已合，林花发稍稠。风入花枝动，日映水光浮。”成人后博览群书，下笔成章，文不加点。军旅书翰，策令诏诰，都是他自己亲自挥毫，从不假人之手。他平生著述颇丰，先后撰写编著《金楼秘诀》、《古今同姓名录》、《江州记》等书籍四十二种，共七百多卷。他还精通书画，自画孔子像，并作赞语，自己书写，世称三绝。他如改行当艺术家，也许会名垂后世，然而作为皇帝，却被后人当成了反面教员。


　　遗憾的是，类似萧绎的悲剧在中国后来的历史上依然俯拾皆是。隋炀帝且不说，宋徽宗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史载，宋徽宗赵佶天资甚高，可是他对皇室钦定的儒家经典和史书一概不感兴趣，但对笔墨丹青、骑马踢球却乐此不疲。高俅就是因踢得一脚好球而受到他的宠幸，其后才日见重用的。


　　赵佶对书画的嗜好到了疯狂的地步，他在宫中专门设立了一个御前书画所，由著名书法家米芾等人掌管，里面收藏了数以千万计的珍品，古代的钟鼎有一万余件，全都是商周秦汉之物。在他贮藏文房四宝的大砚库中，光端砚就有三千余枚。他命人将历代著名书画家的资料加以整理，编写成《宣和书画谱》，为后世美术史研究留下了珍贵的史科。他还对所藏古代青铜器进行考证、鉴定，亲自编撰了《宣和殿博古图》。他决心要在绘画领域“雄冠天下”，置朝政于脑后，用整整三年的功夫临摹了宫中所藏的汉代毛延寿等三十七位名家的全部传世佳作。在书画造诣上，他也的确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如他自成一体的“瘦金书”，不能不说是千古一绝。


　　除花石奇物、园林鸟兽、书画饮宴外，赵佶还有一好，即所谓“微服潜行”——偷偷溜出皇宫去逛妓院。虽然宫中嫔妃数以百计，但他为之倾倒的却是青楼粉娃，特别是自从见到京师名妓白牡丹李师师后，赵佶简直到了神魂颠倒、如醉如痴的地步。为此闹得满城风雨，京都哗然。


　　作为一国之主的皇帝到了这种地步，亡国丧家是必然的了。公元1127年，金兵攻陷汴京，先后将赵佶和他的儿子宋钦宗赵桓虏掠至金国都城大定府（令辽宁宁城西），不久父子二人和一同被虏掠到北地的臣民九百多人又被迁到韩州，金朝给他们拨了十五顷地，让他们耕种自给，直到父子二人老死于此。


　　如果说赵佶本应是个杰出的艺术家的话，那么明嘉宗朱由校却是一个好本匠。朱由校人很聪明，手也很巧。他平生最爱搞土木建筑和木工制作，全套木工活他无一不精，油漆一行亦极奇巧。凡是他见过的木器用具、亭台楼阁，一看便能制作。他酷爱营造，常在宫中亲自动手建造回廓曲室，手操斧锯，兴致盎然。可他又喜厌不恒，造好后只要有一点儿不顺眼的地方就毁掉重造，常常是造了毁，毁了造，忙得不亦乐乎，废寝忘食。朱由校尤其擅长的是精致的雕刻。他做的砚床、梳匣皆是自己雕刻、自己油漆，五彩绚丽，工极奇妙。他雕刻的八幅屏，在不足一尺的天地里，花鸟鱼虫、人物走兽无不栩栩如生。


　　荒唐的朱由校沉缅于木工制作，根本不理朝政，文武百官有时三年也见不上他一面。明代为祸最烈的宦官魏忠贤充分利用了他的昏庸，在想干什么伤天害理之事时，专拣他忙于木工活的时候去请示汇报，每次朱由校都极不耐烦地挥手说：“什么都要我决定，要你干嘛？你看着办吧！”久而久之，明朝实际上成了魏忠贤的天下。诸如此类的可笑人物在我国的历史上不胜枚举。平心而论，也很难指责这些被强人所难地推上帝王宝座的人。如果让他们自由选择所喜爱的事业，也许都会成为有益于社会的人才，都会对人类的文明建设做出有益的贡献。然而，历史和体制都不允许这样做。因此这种现象应该说是历史的误会，体制的悲剧。


　　南北朝时北齐的文宣帝高洋沉缅酒色，恣意淫暴，他的疯狂错乱的行为，连夏桀、纣王都不去做。然而能国富人丰，没有引起国乱人亡，为什么？齐文宣帝名洋，后齐高欢的次子，逼后魏元善见禅让而登基。


　　虞世南说：“从前齐桓公奢侈淫佚，不守礼义，为人伦道德所唾弃，可是他内政外交全权依靠管仲，结果还做了诸侯的盟主。齐宣帝高洋卑鄙污秽，残忍暴虐，古今无比。他把国家政务统统交由宰相杨愔等人办理，得以保护了国家和宗族的安全，这是因为他用人得当，所以没有国破家亡。”


　　殷商时代有三个大臣，夏禹的孙子太康在位时有五个弟弟，都是贤德的人，可是国家还是灭亡了，京都成了一片废墟，为什么？


　　鬻子说：“国王与臣民们一同治理国家，主观上想一定要行正道，但臣民们有合乎正道的意见，他未必能采纳；一心想重用忠臣，但忠臣未必能接近他；决心讲信用，但未必能付诸行动。虞公不听宫之奇唇亡齿寒的忠言，晋国灭了虢国后，在回师的路上顺便就把虞国灭了；仇由不听赤章的意见，最终被智氏灭亡。天下无论哪个国家，都有忠臣谋士，关键在于用与不用罢了。如果不用，最后将给君主和有德行的人留下无穷祸患，到那时，正人君子也无法挽救败局了。


　　南北朝时的陈武帝陈霸先出身于平民百姓，最后开创了帝王大业，他可以与历史上的哪个皇帝相比？


　　虞世南说：“陈武帝由于有奇才，有远见，胸怀匡复大志，有如龙跃大海之中，豹腾峻岭之上。他扫荡了笼罩皇宫的阴云，恢复了梁朝萧氏的传统皇权。在西部抗击北周的军队，在北方打败了北齐高欢的残余势力，谋略宏伟远大，政令法规又没有什么疏漏，实在是一位开创基业的好皇帝，拨乱反正的大英雄。虽然比起宋高祖刘裕来有所不及，但比起齐高帝萧道成要好得多了。”


　　隋文帝杨坚由一个普通百姓，掌握最高权力，征服了西边的蜀国，消灭了江南的陈国。


　　隋文帝杨坚能与晋武帝司马炎相比吗？


　　虞世南说：“隋文帝由于是周武帝于文邕的国丈，在北周衰弱之际，担负着辅佐皇帝的重任，官封大丞相、大司马，最后登位称帝。他留心政治，凡有举措，都归功于皇恩，所以能安抚住新旧权贵，使朝廷和地方都能安定，内政和军事两方面的制度规划，都有可观的建树。等到江淮一带全部平走后，又统一了全国的文字和交通规则。当时普天下有才德的人，都在企盼着太平。


　　可是自从灭了金陵陈国后，他开始变得奢侈无度，虽然威加四海，但是不再留意处理繁杂的国务了。珠宝玉石堆满宫室，美女佳人充斥后院，为了构建仁寿宫，几乎把国库都耗尽了。这样一来，黎民百姓给弄得财力枯竭，中等生活水平的人家都快破产了。加之杨坚的猜忌心理日益严重，装神弄鬼的事自然多了起来。他杀戮亲生儿子的嫔妃，离间上相杨素的母亲。独孤皇后的异母弟独孤陀用猫鬼巫蛊，诅咒皇后，秦王杨俊的妃子和杨秦的母亲都受了牵连。朝纲因此紊乱，礼教因此衰亡。


　　杨坚怕老婆是出名的，因此皇后独孤氏干预国家大事，几个皇子杀的杀，废的废，除灭无辜的，扶持自己宠爱的。废太子杨勇为庶人，立杨广为太子。功臣良将，也逐一被诛杀，所剩无几。杨坚晚年的政治失误比司马炎多。建国不到三十年，就亡了国，这是自取灭亡，岂是天意？”


　　汉高祖想改立赵王如意为太子，叔孙通规谏说：“春秋时晋献公因为宠爱骊姬要废太子申生，立骊姬的儿子奚齐，齐国因此乱了数十年，为天下所耻笑。秦始皇因迟迟不立扶苏，使赵高得以假传圣旨立了胡亥，致使国家灭亡。这些教训陛下都很清楚。现在陛下如果决心废长子立少子，我愿意先死在陛下面前，以颈血污地。”


　　汉高祖赶忙改口说：“我只不过是开玩笑罢了。”


　　叔孙通严肃地说：“太子是天下的根本，根基一摇，天下震动。怎么能拿国家大事开玩笑呢？”汉高祖只好听从了他的意见。


　　袁绍喜欢他的小儿子袁尚，就把长子袁谭过继给其兄，好让次子接班。


　　沮授进谏道：“人们说，万人追逐一只野兔，其中一人捕获后，其余想得到的就都停了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有了归属。再说，同年岁的，以贤为贵，品德相近，以长子为贵。这是上古就立下的制度。往前看，应当鉴取历代成败的经验教训；往后看，应当思量以逐免为喻的含义。假如固持已见，祸患就将因此而起了。”袁绍没有听从，后来袁氏兄弟果然结下了仇。


　　所以说，立嫡长子为太子，是为了不使庶出的产生疑虑，有疑心就会有行动，同时立二人，就会发生争夺。同时指定两个儿子都是继承人的，家政必然要出乱子，不出乱子那是因为双亲健在。双亲主事不乱，双亲一死必乱。这是大有深意的。


　　隋炀帝杨广是一个历史上最令人不能理解的皇帝，他拥有极端复杂的多重性格。常人很难想象，儒雅文明与残暴好战、贤良明智与无耻昏庸、极端现实与万分浪漫、对妻子忠诚的挚爱与对女色贪婪的荒淫竟能统统在一个人的身上得到如此充分的展示。这个对美好事物尤其是对美丽的女人有敏锐的审美感的鉴赏家，有成就的诗人，风韵独特的散文家，总想用带有强烈艺术性的政治个性来处理国家大事，但过分的个性色彩使他在历史上既有建树，又成了后世朝野皆知的昏君的同义语。无论是在正史、野史中，还是民间文学和传说中，他向来被描写成极端荒淫残暴的典型的亡国之君。但是如果杨广只是一个单纯的好色者和暴君，那他留给历史的绝不会是那样一幅错综复杂、悲喜交加的图画。


　　其实，杨广是一个很有创见的明智的政治家。第一，国家政权体制中的文职和武职的分离就是在他手上完成的。在隋之前，管理地方行政事务的长官，都是行政权、司法权和军事权集于一身。杨广在其父杨坚已经开始的改制的基础上，把地方的军事大权收归中央。这项改革标志着政府职能合理化和巩固中央权力的组织化、制度化，从而起码从体制上解决了历来让朝廷头疼的军阀割据这一难题。


　　第二，他恢复、完善了由秦开创后被汉废除的郡县制，使中央集权制得以加强。


　　第三，杨广完善了科举制，在他夺权继任的第二年，首先下令开设进士科考试，使官吏的任命有了考试制度的保证。历经唐宋元明清，科举制度都没有脱离杨广所设计的窠臼。


　　杨广用写诗的浪漫情愫去治理国家，用艺术家的思维去处理政务，用放荡不羁的想象去驾驶权力，刚愎自用，好大喜功，除了导致灭亡，还会有什么结果呢？


　　有人说：“王道、霸道的主张，就照你说的办好了。敢问人死后赐谥号，以及改用新的历法，改变服装颜色，从而使人耳目一新，这又表示什么？”


　　《帝王学》的作者赵子的回答是：古代确定谥号，是为警戒后代，按照死者生前言行事迹，给予一个有评价意义的名号。这对国王、对亲属，都不能有所隐讳。现在的臣僚们不管名实如何，只求使死者尊贵伟大就行。古人实事求是的作风已经早就不存在了。


　　从前季康子问孔子“五帝之德”的意思，孔子说：“天有五行，为金、木、水、火、土。这五行按时令交替变化，才滋育生成万物。一年三百六十日，五行中的每一行配七十二日来生长育化。五行由五位正神来掌管(五帝就是主管五行的天神)。古代帝王改朝换代时都要改变国号，以效法五行。五行主神轮流主事，有始有终，相生相克，这里也有象征的意思。因此生而为王的，死后要配五行。因此太昊配木（勾芒为木的正神），炎帝配火（祝融为火的正神），少昊配金(蓐收为金的正神)，颛顼配水(玄冥为水的正神)，黄帝配土(后土为土的正神)。帝王改立年号，对五行所象征的德性，各有各的崇尚，所崇尚的恰恰是其派生的德性。比如木生火，崇尚木德的，所崇尚的颜色却是火的颜色——赤色。因为木是本，木生火，所以木与火的关系就像母与子的关系。


　　夏代的后稷以金德称王，金生水，水色黑，所以崇尚黑色；殷商以水德称王，水生木，但殷代崇尚白，水生的木本应崇尚青色，所以尚白，是因为避讳土德的尚青。土德本应尚白，因土生金，金色白。但因土为其余四行之主，四季中都有土德主事。五行用事，首先从木开始，所以土德崇尚的颜色为木之青色。周代以木德称王，木生火，故尚赤。这就是三代服饰颜色不同的原因。到了汉初，贾谊认为汉应以土德称王，因为五行的转移，应依据相生相克的法则。五行的代替，常根据金木水火土相克的法则。秦朝是水德，所以他说汉朝是用土克制了它。刘向父子认为帝王是从木德代表的震方即东方产生的，所以庖牺氏第一个受的是木德，其后以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这样的顺序，数到汉代，应当是属火德，所以汉高祖起事之初，神母夜哭，符合了白帝死赤帝生的瑞兆，刘邦才得到天命所授的统治权。上古时的共工，以水德夹在水生木、水克火之间，与秦朝是同样的命运，因为处的位置不对，所以都命不长。


　　在我看来，帝王的兴起，各依其本源，在神农至舜的五帝之后，各有其承继。怎么知道的呢？汉是尧的后裔，尧以火德称王，五行转了一圈，正好建立了汉朝，所以汉朝也是火德。袁绍当权时，耿包说：“赤色的火德已经衰尽，袁是舜的后代，舜是土德，舜在保佑你，所以你应进取。”这是因为他知道帝王的兴起各有其本源，在五帝之后各有承继。秦是颛顼的后裔，颛顼应是水德，所以秦也是水德。按照这一法则推论，即使经历一百代，都可以知道其兴亡衰败了。


　　要想做成大事，一定要有坚韧不拔的意志和一往无前的勇气。面对困难，首先要沉着冷静，临危不乱，这样才能让你的部下有信心。毫不犹豫，当机立断这才是领导者的大智慧，也是成事者必须具备的素质。


　　唐高祖李渊有四个儿子：长子李建成、次子秦王李世民、四子齐王李元吉、三子李玄霸。李玄霸武艺高强，可惜英年早逝，一切军务都由李世民负责，齐王李元吉辅助。李渊称帝以后，按照长子为太子的惯例，封长子李建成为太子。李元吉因为受制于李世民，二人关系不和，就和李建成连成一气，共同对付李世民。


　　最初的时候，李世民的势力并不是很强大，但是随着各地的起义军不断的被他剿灭，他的左右聚集了一大批文臣武将，其中的佼佼者如：杜如晦、长孙无忌、尉迟恭、程知节(即程咬金)等。因为李世民的战功卓著，所以威望很高，天下归心。相比之下，太子李建成久居东宫，没有出外领兵，无法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为此，不妨看看下面的大事年表——


　　公元616年，李世民与突厥讲和，时年十八岁；


　　公元617年，李世民攻占长安；


　　公元618年，李世民平定陇西叛乱；


　　公元620年，李世民平定刘武周，收降尉迟恭；


　　公元621年，李世民击败窦建德并将其活捉，而后攻克洛阳，王世充投降；


　　公元622年，李世民大破窦建德余部，击败刘黑闼叛乱，刘黑闼跑到突厥躲避。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从公元616年到622年的六年中，李世民东征西讨，几乎整个李唐江山都是他一手打下来的，李渊只不过是坐享其成罢了。


　　公元622年11月，刘黑闼不甘心失败，纠集残部想抢回自己原来的地盘。李建成听了属下魏徵的建议，主动请缨出战，一则可以提高自己的声望；二则可以笼络人才。李建成领兵一到，刘黑闼的部队一触即溃，李建成得胜而归。从此与李世民的斗争趋于白热化。但是碍于李渊还是皇帝，双方不好明争，只能暗斗。在这场兄弟间为了王权的斗争中，李世民充分展示了他果敢和狠辣的一面。


　　公元624年，李元吉设宴请李渊、太子和李世民，其实是想借机杀掉李世民，没想到太子李建成怕李渊迁怒于他，废了他的太子之位，临时改变了主意，没有动手。这件事没有瞒得过李世民，李世民虽然有心争夺皇位，但是因为李建成位居东宫已久，没有大过，如果先下手，怕难以服众，于是暗中和李建成较上了劲。


　　李建成没有杀掉李世民，心中耿耿于怀，也在暗中积蓄力量。他先私自招募了二千死士，让他们作侍卫，同时推荐自己的心腹杨文干作庆州的总管，到时候好里应外合，篡夺皇位。这年夏天，李建成趁李渊到外地避暑，自己留守长安的机会伙同杨文干谋反，不料李渊事先得到密报，软禁了李建成，并命令李世民去讨伐杨文干。临行前李渊许诺，如果李世民平定了叛乱就立他为太子。不料，等李世民平叛归来时，李渊却改口说：“太子李建成经查没有参与此事，我已经重重责备了他。他也表示要痛改前非，今后你们兄弟要和睦相处，不要伤了和气。”


　　李世民回到秦王府，长孙无忌告诉他：太子和齐王买通了皇上的宠妃，早就把李建成给放了。李世民听了，说：“我今天一听到父皇说这件事就明白了。不过我们不能轻举妄动，现在父皇向着他们，我们不能明着来。再说，他们不仁，我不能不义，先看看再说吧。”


　　公元626年，太子派人送来书信请他过去吃饭。长孙无忌怕是太子摆下的“鸿门宴”，劝李世民不要去。李世民却认为矛盾还没有激化，又有李渊压着，估计太子他们还不敢动手。于是动身来到东宫。李建成和李元吉见李世民来了，十分的热情。酒席宴上，二人频频给李世民敬酒，李世民不好推辞，就多喝了几杯。突然，李世民觉得一阵的头晕目眩，不由得栽倒在地上。李建成和李元吉赶紧让人把李世民抬到车上，送回秦王府。


　　李世民回到秦王府，昏迷了三天才醒过来。李渊知道此事后对李世民说：“既然建成不能容你，病好之后带着你的人到洛阳去吧。”李世民知道这是让他和李建成划黄河为界分治，连忙拜谢。可等李世民康复，准备带领部下到洛阳去的时候，李渊又改变主意不让李世民去洛阳了。李世民知道这又是李建成他们搞的鬼，心想：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到时候可就怪不了我了。命令自己在各地的心腹，暗中招兵买马，培植羽翼。


　　李建成和李元吉听说李世民没有死，后悔当时没有往酒里多下点毒药。他们知道李世民经过这件事以后，肯定会有所防范，再下手就难了。于是改变策略，不惜重金，想收买拉拢李世民手下的人。结果房玄龄、杜如晦把礼物原封不动送了回来，尉迟恭更是连礼物带书信都交给了李世民。


　　李建成见送去的礼物被退了回来，知道分化瓦解不成，就向李元吉问计。李元吉说：“大哥不必着急，我去见父皇，鼓动父皇不信任世民。世民征战四方，手下大将众多，父皇心中必有疑虑。我趁机让父皇下旨降罪世民身边的人，这样就可以削弱他的势力，让他人心涣散，到时候我们再下手除掉他。”李建成点头称善。李元吉来见李渊，李渊果然上当，传旨把尉迟恭打入天牢，准备斩首。


　　李世民听说尉迟恭被打入天牢，知道李建成他们已经动手了。自己赶紧去见李渊求情，李渊见李世民苦苦哀求，只好答应免去尉迟恭的官职，把他放了出来。李世民回到府中，召集众人前来，不见房玄龄和杜如晦，一问才知道，李渊已经免了二人的官职，二人居家不出。大将程知节说：“皇上已经降旨，调知节为康州刺史，即日出京。知节誓死保卫秦王，不愿出京，还请殿下早下决心。”李世民环顾左右，说道：“诸位忠心跟随我，我感激不尽。只是现在还不到火候，诸位不要轻举妄动，若有动静我会通知大家的。”自己暗地里派心腹人到各地，让领兵在外的亲信们做好准备。


　　李建成和李元吉见李世民没有什么反应，准备动手杀他，只是尉迟恭等大将还在京城，一时不敢动手。正巧这时突厥军队大举入侵，李建成提议让李元吉前去征讨，李元吉借机要求李渊允许他调动秦王府中能征惯战的兵马，并封尉迟恭为先锋。李渊同意了李元吉的请求。派人到秦王府调兵。


　　李世民接到圣旨，知道到了该做决断的时候了。杀太子，夺皇位可是非同小可，必须同心协力才行。为了摸清手下人的态度，李世民不动声色，只等这些人说话。长孙无忌说：“殿下还是早做决断吧，不然后悔就来不及了!”尉迟恭也说：“殿下，现在大祸就在眼前，当断不断，必受其乱啊!”这时，又有密探来报：太子和齐王密谋在昆明池埋伏武士，只等李世民为齐王送行时，除掉李世民，然后逼迫李渊退位，太子登基，齐王为皇太弟。长孙无忌赶紧说：“如此形势，殿下必须先发制人，否则不可挽回。”尉迟恭和大将张公瑾也都随声附和。李世民见手下人都是一条心，说道：“好，既然诸位如此拥护于我，我也不会辜负诸位的。不过还要先禀告皇上，免得我们师出无名。”然后吩咐手下人去把房玄龄和杜如晦找来，自己进宫见李渊。李渊听了他的话，说道：“明天朕再审问此事，你先回去吧。”李渊的宠妃知道了这件事，赶紧密报李建成和李元吉。李元吉担心有危险，李建成却认为李渊是向着他的，自己手里又有兵马，不用担心。决定当晚就去见李渊，探听虚实。


　　李世民回到府中，手下人说，房玄龄和杜如晦说，他们已经是草民了，不敢违抗皇上的圣旨，来见秦王。李世民马上解下宝剑，让尉迟恭去请二人，并叮嘱如果他们不来，就拿他们的人头回来复命。尉迟恭领命而去，房、杜二人见李世民已经下定决心，赶紧乔装改扮，来到秦王府。李世民料到李建成和李元吉当夜就会进宫见李渊，马上调兵遣将，埋伏在玄武门，只等二人到来。


　　果不出所料，当晚李建成和李元吉来到皇宫。眼看走近，李建成预感到不妙，拨马就跑。李世民那里肯放过，随后紧迫。李建成也不说话，取出弓箭，连射了李世民三箭，都没有射中。李世民反手一箭，正中李建成心口，结果了他的性命。李元吉想跑，被尉迟恭一箭射死。二人手下的兵将本来还负隅顽抗，看见二人已死，也都放下武器投降。李世民杀了太子和齐王以后，一不做，二不休，索性逼李渊退位，自己登上了皇帝宝座。这就是历史上的“玄武门之变”。


　　政治斗争虽然不像两军对垒、将士厮杀那样惨烈，但也是惊心动魄，一步棋走错，就会全盘皆输。从李世民争夺皇位的整个过程来看，李世民可以说是步步为营，每一步棋都小心谨慎。在斗争的前期，李世民沉着冷静，不管李建成他们如何折腾，自己按部就班，培植自己的势力，很多重要城市的守将都是他的心腹，例如洛阳守将张亮，都是手握兵权的重量级人物。在斗争进行到白热化的时候，他又当机立断，发动“玄武门之变”，成功夺权。


　　相比之下，李建成和李元吉在谋略上就差了很多，几乎是把每一步行动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在连连失手的情况下，又铤而走险，使出昏招，准备在李世民为李元吉送行时杀掉他，这正给李世民创造了好机会，他正愁出师无名，这样的机会当然不会放过的。很多人都认为李世民虽然是有道明君，但他杀兄夺权的做法却是很不光彩。其实不然，历朝历代，王权更替，很多都是伴随着腥风血雨的，通过弑父、杀兄夺权的更是数不胜数。


　　沉着冷静，当机立断这是古往今来成功者必备的素质。沉着冷静，能让你看清纷繁复杂的局势，做出正确的分析；当机立断，能使你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把命运把握在自己的手中。现代社会更是瞬息万变，只有那些沉着冷静，当机立断的人，才能把握机会，走向成功。












　
重视修身养性才能成大事
　　孔子说过：“性相近，习相远。”意思是说，人的嗜好、欲望从本性上来讲，是相同的，只因为环境经历、教育习染各不相同，所以每个人的个性、志趣才显得千差万别。总的来说，刻苦修炼、锐意进取的人，就志向远大，奋发有为；追求物质享受、容易被周围的环境影响的人，就意志软弱，性情浮躁。所以圣人在教导人、改造人的性情的时候，非常注意克服、抑制人的放浪任性的行为，对给予他些什么东西很慎重，对他的偏激嗜好努力加以节制。所以《左传》中有句话说：“审察人的好恶，陶冶人的性情，王者之道全在于此了。”


　　改造人性的办法，关键是一定要看清自己的长处，克服自己的不足。总的原则是性格聪明爽朗的，要警惕把什么事情都看得太清楚了；孤陋寡闻的，要警惕把无知当高明；勇猛刚强的，要警惕遇事急躁粗暴；善良温和的，要警惕对人对事优柔寡断；恬静从容的，要警惕错过时机；心胸广阔的，要警惕对任何事情都不留心观察，马虎健忘。


　　《人物志》说：“严厉正直、刚正不阿的人，他的才能适合于做纠正失误、整顿治理的工作，可是又很容易犯偏激过火、攻击别人的短处、揭发别人的阴私之类的错误；坚强刚毅的人，其性格特点是凶狠强硬，很难与人和睦相处，在为人处事上，不是克服自己由于太刚强而言谈举止冒失莽撞的不足，反而认为柔顺就是屈从，变本加厉地加强他的过火行为。所以有这种性格的人可以让他搞立法工作，不能让他处理具体事务。


　　“性情温柔随和、安静宽恕的人，优点是宽容大度，缺点是对人对事下不了决心；柔弱和顺的人，遇事总是犹豫不决，处理问题抹不开面子，不是克服自己拿不起放不下的缺点，反而认为意气奋发太伤人，对自己的不紧不慢心安理得。有这种性格的人，可以让他做循规蹈矩的日常工作，很难让他裁决疑难问题；英雄骠悍、精力健旺的人，优点在于肝胆照人，性情刚烈，缺点在于不太顾忌别人的情面或事情的后果；雄健骠悍的人总是意气奋发，敢做敢当，他不警惕自己勇往直前的做法会使自己遭受挫折甚至毁灭，反而把恭顺有礼当做胆小怕事，做什么事总要把自己的精力使尽才罢休。这样的人，可以让他去办充满艰难险阻的事，很难让他在情况恶劣的环境下，完成忍辱负重的任务。


　　“精明能干、慎密畏怯的人，很善于恭恭敬敬、兢兢业业地完成所负的使命，但缺点是疑虑重重，患得患失；精明谨慎的人，瞻前顾后，顾忌重重，不是克服自己不敢见义勇为的弱点，反而认为敢想敢于是胡闹，结果加重了他的疑虑。这样的人，可以让他去做继业守成的工作，很难让他开创局面，树立榜样；坚强猷劲、干劲冲天的人，他的长处在于能起骨干作用，缺点是顽固自信，刚愎自用凌厉劲直的人百折不挠，意志坚定，他不克服自己固执己见、用情执着的缺点，反而认为明辩是非是虚无空洞的作法，结果使他变得越来越一往无前，不改初衷。这样的人可以让他做已经确立无误的执法工作，不能让他去团结群众。


　　“善于论证辩驳、推理分析的人，他的才能是在解惑说理、化解矛盾方面，不足之处是容易流于夸夸其谈，不着边际；博学善辩的人，说话条理清楚，口才好，他不克服自己滔滔不绝的演说很容易浮华不实、泛滥成灾的习惯，反而认为梗直是束缚人的枷锁，结果使自己放任自流。这种人可以让他去搞学术研究或教学工作，不宜于让他制定法规、条约；好善乐施、普济博爱的人，推崇造福百姓，救苦救难，缺点是容易良旁不分，当滥好人；襟怀坦白、交际广泛的人，喜欢让所有的人都宽裕融洽，他不戒备结交的人三教九流，鱼龙混杂，反而认为性格坚贞是脾气倔强，从而越来越扩大他胡里胡涂与人来往的范围。这种人可以让他去做群众工作，很难让他去纠正、处置不良的社会风气。


　　“清高耿介、廉洁奉公的人，具有艰苦节约、不为贫贱所移的优点，但是也有过分拘泥于小节、死板教条的局限梗直倔强的人嫉恶如仇，不愿随波逐流，他不克服自己狭隘偏激、固步自封的缺点，反而认为广交朋友有辱清名，结果使他变的越来越孤僻、拘谨。这样的人可以让他去完成无损人格、气节的任务，不能让他去做灵活变通的工作；注重行动、才能卓越的人，志在攀登高峰，超越同行，不足之处是好高骛远，根基不稳；注重行动的人羡慕那些凡事能打头领先的人，而且要立志超过他们。他不警惕自己做事马马虎虎、得过且过的毛病，反而认为沉静就是停滞不前，一味的鼓舞他的锐气。这种人可以让他开拓进取打先锋，不适于从事打基础、当后援的工作。


　　“冷静老练、机敏周密的人，对于细微奥秘的事情很精通，缺点在于遇事迟缓怯懦；性格沉静的人，对什么是都要反复推敲，深思熟虑，他不克服自己由于冷静沉着造成的贻误良机，反而认为注重行动的人粗心大意，把自己的畏头畏尾说成是优点。这种人可以让他做需要多动脑子的类似参谋的工作，很难交给他雷厉风行、捷足先登的任务；质朴坦率、一览无余的人，具有忠诚老实的品质，缺点是没有城府，容易泄密；纯朴坦白的人，心有疑惑也不愿意相信是真的，他不克服自己由于性格朴实而形成的粗旷直露的缺点，反而认为讲究谋略是一种荒诞的作法，为人处事一味坦诚相见。这种人可以去完成讲求信义的任务，不能让他做保密工作。


　　“足智多谋、胸怀韬略的人，做事老谋深算，诡计多端，缺点是老奸巨滑，模棱两可；满腹机谋的人凡事都要审时度势，把事情做得让人人满意，他不警戒所使用的计谋是否正当，反而认为坦诚是愚蠢的表现，只推崇自己的玄妙高明。这种人应当让他去做扬善积德的事情，不能让他做查处违法乱纪的工作。”


　　上面列举的这十二种人，都是有用之才，但也都有其不足和缺陷，都不是标准适度、德才兼备的人才。


　　老子的学生尹文子对判断一个人是否合乎中庸的品德，提出过这样一个标准，他说：“总括人才的美德，应该具备‘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圆，行欲方，能欲多，事欲少’六个特征。”所谓“心小”，意思是说性格要谨慎周密，在祸患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就能考虑到预防的措施；灾祸刚刚显露出征兆的时候，就能提高警惕，有所戒备。最根本的对策是不放纵内心的欲望；所谓“志大”，是说立志要宏大，以实现天下大同、全人类共同富裕为己任，在错综复杂的是非风云面前，坚持不偏不倚、公正无私的总则；所谓“智圆”，意思是说智慧要圆融无隙，象圆形球体一样，处处融合，找不到起点和终点，但是能够包容四方，没有达不到的地方，又象地底深处的泉水，永远不会枯竭；所谓“行方”，意思是说行为要正直端方，不屈不挠，纯洁清白，有如莲花，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在贫穷的煎熬下，决不改变情操，飞黄腾达了，又不被冲昏头脑；所谓“能多”，意思是说才能要达到文武兼备，不论是在有所作为还是静默孤独的时候，都能使自己的言行合乎道德规范；所谓“事少”，是说善于把握事物的要领和关键，做到举一发动全身，以一机治全局，以静制动，以静待躁。


　　天道运行的规则永远是物极必反，盈满则亏。所以做人要想保持大聪明、大智慧的优势，就必须使自己永远处于虚灵愚蒙的心理状态；要想保持多闻广见、博学明辩的优势，就必须让自己觉得永远孤陋寡闻，才疏学浅；要想保持武勇刚毅的优势，就必须使自己明白天外有天的道理，永远处在有所敬畏的状态；要想保持富贵显赫，广有天下的优势，就必须让自己享有的物质永远有所节制，局限在最小限度内；要想兼济天下，恩泽苍生，就必须保持谦让恭顺的美德。这五条原则，就是从前贤明的君王所以能守卫天下的秘诀。


　　《左传》中有言道：“不首先制造混乱，不因富贵荣耀侮辱人，不依仗靠山有权有势胡作非为，不违背已经达成共识的协议，不傲慢无礼、目中无人，不持才自傲，逞能欺人，不报复恼恨自己的人，不道德的不去谋取，不仁义的不去触及。”这九句话，就是古人赖以立身的原则。


　　《玉钤经》说：“一个人把自己的本事动不动显示出来，只能证明这个人很浅薄；有了过错自己还不知道，只能证明他智商低；执迷不悟、不知悔改的，注定要被淘汰；出言不逊、招人怨恨的，大祸就要临头；言行不一、口是心非的，大家肯定要抛弃他；文过饰非、挖空心思掩盖过失的，定要灭亡；表面愤怒但没有威慑力量的，将会受到侵犯；好纠集团伙、欺辱别人的，必定遭殃；杀害自己信任重用的人，他的处境就危险了；对自己敬重的人污辱怠慢，将会带来凶险；与别人相处而貌合神离、阳奉阴违的，最后将被孤立；亲信奸诈的人，疏远忠实的朋友，这种人必然灭亡；听信谗言、抛弃贤良的，这只能使自己处于昏庸无知、不明是非的状态；暗地里封官许愿的，他的寿命不会长久；让女子去拜见官员、办理公事的，必然要出现淫乱；当官的部下暗中施惠于人的，就快倒霉了；用欺凌部下的办法邀功请赏的，到头来自己要下台；有名无实、假报功绩的，经济实力将会被逐渐耗损；肥了自己，克扣下属的，最终要被唾弃；给别人带来微薄的好处就希望人家重重报答的，到头来还是落空；奖赏有成绩的人时忘掉了最下层的人也应受奖，否则以后人家就不会为你出力了；使用的人不正派，是很危险的；为了安排一个人而设立官位头衔的，将会失败；让不仁不义的人出谋划策，是非常危险的；密谋的事情泄露，肯定要失败；向人民征收的多，用之于民的少，这将导致民生调蔽。”凡此种种，都是帝王在提高自我修养时必须警觉的大道理。


　　荀子说：“能说会做的是国宝，不会说会做的是国家的人才，会说不做的是国家的工具，而说得好听，却做得丑恶的人，则是国家的妖孽。”


　　尸佼说：“心是身体的君主，天子把自己当作心，把天下当作身体，心不正，天下就遭殃了。诸侯把国家当作身体，把自己当作心，心不正，国家就要灭亡了。平民百姓的行为受思想的支配，思想不正确，自身也就难保了。”


　　所以，综合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傅玄的观点是正确的——他说：“立德的根本没有比‘正心’更重要的了。心正而后才能身正，身正而后才能让左右的人正，左右正而后才朝廷正，朝廷正而后才国家正，国家正而后才天下正。反过来说，天下不正要从国家建设做起，国家不正要整顿朝纲，朝廷不正要整顿文武百官，左右不正，当皇帝的就要从加强自身修养做起，自身不正要从修心做起。修养的对象越切近，所带来的影响、效果越久远。大禹、成汤能责备自己，所以才国家兴旺，显得生气勃勃。”这就是“正心”的意义。












　
看你属于哪种类型的领导
　　分辨清楚六种类型的君主，就可以用来考核每一位皇帝的功过得失；总结出九种类型的国家风气，就能鉴定一个国家兴盛还是衰败；探讨四种乱国的表现，核定四种危国的征兆，那么治国安邦、拨乱反正的方针也就清楚了。


　　东汉末史学家荀悦说：“天性仁慈，头脑清醒，志在天下大同，所有的举措都是为了人民，而不是为满足自己的私欲，这是‘王主’——可作帝王的君主，王主具有先天的仁慈美德；能克制自己的私欲，性格宽厚，能身体力行，勤学好问，办事遵循仁义的原则，不感情用事，这是‘治主’——能带来一个清明盛世的君主，治主的主要表现是克制情欲，忍痛割爱；勤政爱民，兢兢业业地保护先烈开创的基业，丝毫不敢荒淫懈怠，处理国家大事能做到先公后私，这是‘存主’——能坐江山的君主，存主关键是奉行先主的传统法规；性情狂悖，叛逆伦常，朝廷里的奸邪争权夺利，公私并行，政策的得失没有什么真正的理论标准做依据，这是‘衰主’——走上穷途未路的君主；情欲压倒了礼义，私利重于公益，国家制度超过了界限，政治文化失去了常规，这是‘危主’——危在旦夕的君主；亲信、重用诬陷忠良的邪恶小人，排挤、打击德才兼备的忠臣，放纵情欲，贪得元厌，不顾忌礼教法规，出入游幸放荡，不受规章制度的约束，拿着国家的财物赏赐亲信，超过了用在公共事业上的开支，一不高兴就乱加刑罚，从不依据法律，文过饰非，有错不改，忠诚的意见听不到，敢于冒死直谏的大臣都要被杀掉，这是‘亡主’——亡国的君主。”


　　所以说，“王主”可以统一四海，使天下兴盛太平；“治主”可以巩固这种局面；“存主”可以保住江山；“衰主”如果国家不发生灾难可以勉强保住安全，有难就危险了；“危主”没有国难就谢天谢地了，有难必是亡国；“亡主”则必亡无疑了。


　　“九风”是什么意思呢？


　　君臣之间亲近有礼，文武百官虽有不同政见但仍然和睦相处，互相谦让，不争名夺利，勤勤恳恳为国效力，不互相埋怨，一心一意把自己分管的工作做好。这是“理国之风”——国家大治的象征。尹文子说：“上级领导不压制下属，下属不冒犯上级，上下融洽，就能做到令行禁止，人人无私。在这种风尚下，虽然经受艰难险阻的考验，国家仍可坚如盘石，不会受到敌国的侵犯。这才是真正的天下大治”。


　　礼教风尚不能统一，当官的不受敬重，基层官员攻击国家的弊病，平民百姓议论纷纷，这是“衰国之风”——国家衰败的象征。尹文子说：“国王虽然年迈还养着许多嫔妃，子孙不多，有势力的宗族被疏远，这是国家衰败的表现。


　　君臣互相争荣誉，朝中大臣争功劳，士大夫争名声，老百姓争私利，这是“乖国之风”——众叛亲离的象征。


　　上层官员私欲泛滥，下层官员作恶多端，法规不稳定，政出多门，这是“乱国之风”——国家动乱的象征。尹文子说：“国王宠幸大臣，大臣只爱君王，国家的法律废弛，人欲横流，这是乱国的表现”。


　　把奢侈误以为繁荣，把骄纵误以为高贵，把自由散慢误以为开明，遵守礼义的人被认为是顽固不化，奉公守法的人被认为是固步自封，这是“荒国之风”——国家荒淫的象征。晋代崇尚玄虚、轻浮，所以引起了五胡乱中华，就是历史的明证。


　　把苛捐杂税当作精明，为国家服务是为了捞取好处，把宰割老百姓当作能耐，把溜须拍马当作忠诚，这是“叛国之风”——国家叛乱的象征。叔向说：“大臣只想着奉禄，就是不进忠言，亲信的随从怕得罪上司不敢说真活，下面的真实情况反映不到中央，这是最大的隐患。


　　上下隔阂，内外猜疑，小官员争着讨上司的欢心，当大官的争夺权力，这是“危国之风”——国家危亡的象征。


　　上级官员不深入基层了解情况，下面的群众也不向上反映意见，老婆怎么说就怎么办，国家的法律不执行，而是各搞各的，这是“亡国之风”——国家灭亡的象征。尹文子说：“国家贫困衰弱，私人出现了富户大家；国王的权力削弱，大臣的势力增强，这就是亡国的征兆；宫廷内没有专宠一人的现象，朝廷里没有宠幸的弄臣，家族人丁兴旺，长幼有序，这是国家昌盛繁荣的表志；农事活动适时，粮食储存厚实，军队精锐，疆土治理得很好，这是强国的特征。”


　　尹文子又说：“动乱的国家看上去好像很热闹；安定的国家看上好像很空虚；灭亡的国家好像匾乏不足；图存的国家好像过剩有余。空虚不是没有人，而是因为人人都在岗位上；热闹不是人丁多，而是因为都在追逐蝇头小利；有余不是财力富余，而是因为寡欲少事；不足不是市场无货，而是因为人们虽然收入少，但是各种税赋却很多。


　　什么是“四乱”呢？


　　管仲说：“家中有疑忌正室的小妾，这是家乱；庶子疑忌嫡子，这是宗乱；朝廷里有疑忌宰相的大臣，这是国乱；任命的官员昏庸无能，这是众乱。”所以说：“确立谁为天子时，不能引起各地诸侯的疑虑；分封王侯的时候，不能让朝中大夫疑虑；立正妻的时候，不能让妾疑忌；立嫡子的时候，不能让庶子疑忌。一有疑忌就要有所行动，不分正偏、长幼就要争斗，没有秩序就会互相伤害。因此把同一职务任命给两个大臣，国家必然发生动乱，没有发生动乱是因为国王还健在，依靠国王平息纷争，大臣们有所畏惧，还不敢乱来。国王一死，必乱无疑。同时立两个嫡子的情况也一样。另外，大臣疑忌国王，没有不危害国家的；庶子疑忌家长，没有不危害家庭的。”


　　什么是“四危”呢？


　　管仲又说：“国家的危险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公卿和相国得不到群众的拥护；二是大臣们不能同心协力；三是统帅军队的元帅不足以引起敌人的畏惧；四是人民不关心生产。这就是识别天下大乱或天下大治的标准。


　　“凡是作为最高领导者的，法策、法规严明，赏罚必定兑现的，虽然不用多少宣传口号，大势所趋，国家自然能达到大治；法令、策略不明，赏罚又不兑现的，即使天天发号召，也必然要大乱。”


　　管仲说：“治国有三种武器，乱国有六种隐患。英明的国王如果能战胜这六种隐患，掌握这三种武器，国家必然会得到治理。昏君不能战胜六种隐患，掌握三种武器，所以致使国家动乱。三种武器是什么呢？一是号令，二是刑罚，三是俸禄和赏赐。什么是六种隐患呢？一是亲信，二是宾师（没有官职而被国王敬重的人），三是行贿的人，四是女色，五是善于钻营的小人，六是陪你玩赏的人。三种武器有什么功用呢？没有号令不能驱使臣民；没有刑罚不能在群众中产生威摄力量；没有赏禄不能鼓舞人效命。六种隐患为什么会导致败亡呢？这六种人虽然不服从法令也可以安然无恙，虽然犯了法也可以逃避法网，虽然没有功也可以发财致富。一个国家，有了不守法也安全的人，就不能让下边的人服从号令；有违法不究的人，法律就没有了尊严；有无功受禄的人，奖赏和薪水就不起作用。这样一来，当国王就失去了坐稳江山的武器。


　　因此可以说，体制、风尚构成了治理的格局，体制合理，顺其自然，国家就不会发生动乱。相反，即使手忙脚乱，也不会治理好。尧舜垂拱，无为而治，都显得雍容有余，因为其体制是治理的格局；胡亥、王莽奔驰忙碌，都制止不住天下大乱，因为其体制就是致乱的格局。


　　商鞅说：“政策法令，是人民的生命，国家的根本。上百个人追捕一只野兔，不是因为一只兔子可以变成一百个，而是由于兔子的所有权还没有确定。卖兔子的人市场上到处都有，但是盗贼不敢随便拿，因为归谁所有已经明确。由此可以知道，确定名分（解决所有权），是治国的基本原则。名分不确定，所有权不明确，势必要发生混乱。如果体制是治理的体制，想乱也乱不了。体制是混乱的体制，想治也治不了。是混乱的体制，越治越乱。是治理的体制，治理就很容易了。所以圣人只治理具备治理体制的国家，不治理其体制就是动乱根源的国家。圣人为人民群众制定法律，一定要让老百姓对法律明白易知，通俗易懂，人人都能做到。所以在圣人建立的国家里，没有因犯法而被杀的。倒不是该杀不杀，而是因为人人守法，人人避祸就福，人人自我教育。英明的君主以根本体制为基础治国，所以才会出现天下大治的盛世。”


　　因此，我们说，善于治理国家的人，是在改造国家体制上下功夫，而不是把希望寄托在某一个人身上。所以英明的国家领导人反复研究审视法律制度，而后颁布命令，天下就会实现大治。


　　《左传》说：“一个国家快要灭亡的时候，必然会有许多政策制度出台。”杜预解释说：“这里的意思是变法频繁。”


　　总而言之，能够匡扶世道人心、辅佐国家大政的权臣，务必要首先明白盛衰的道理，精通成败的奥秘，研究造成大治或大乱的体制根源，通晓各级领导的任用和罢兔的规矩，再加上面临纷繁复杂的时局而不迷惑，遇到疑难、棘手的问题能断决——做为君王的辅相，古住今来，没有不首先从这里做起的。












　
做一个成功的杂家
　　诸子百家的智慧宝库是中国文化的源头，百家争鸣，各有道理，也各有弊端，出发点不同，得出的结论就相异。只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能得到真实客观的结论。而作为领导者，必须对诸子百家的思想渊源和主要主张都有所涉猎，并且根据自己的需要予以取舍，只有这样，才可以学到身为领导而需要学习的智慧，以让自己在未来的决策中处于不败之地。


　　孔子说：“《礼记》、《诗经》、《乐经》、《尚书》、《周易》和《春秋》这六种文史著作虽然内容不同，但其教育人民、讲求政治的目的却是一致的。《礼》可以用来规范人的行为，《乐》可以培养平和纯洁的心志，《书》用来指导为人处事，《诗》用来表达情意，《易》用来预测神奇的变化，《春秋》用来明辨道义。”


　　司马谈说：“《周易》是阐明天地、阴阳、四时与五行之原理的，所以以变化见长；《礼记》是阐述伦理道德的，所以注重于行为；《尚书》记叙的是尧舜禹三代的事迹，故以政治见长；《诗经》记载山川、溪谷、禽兽、草木、雌雄，故长于风土民情；《乐经》论述音乐，因而以和谐为主题；《春秋》辨正是非，因此以说理明心见长。”


　　所以说，到了一个国家，很容易感觉出这个国家是用什么来教化民众的。


　　如果民风纯朴敦厚，这是《诗》教的结果；民众通达事理，有远见卓识，是《书》教的结果；心胸大度，平易善良，是《乐》教的结果；心志纯洁，见识精微，是《易》教的结果；恭敬俭朴，谦逊庄重，是《礼》教的结果；善于言辞，言简义赅，是《春秋》教化的结果。因此，失去《诗》教，人则愚昧；失去《书》教，则多诬陷不实之言；失去《乐》教，浮奢淫逸；失去《易》教，民众则狡猾邪恶；失去《礼》教，社会风气则浮躁不安；失去《春秋》的教导，朝野秩序混乱。民风温和敦厚而不愚昧，这是由于深受《诗经》薰陶教育的结果。


　　子夏说：“不同的声调艺术化之后，就是音乐。盛世的音乐安祥而和乐，由此可以推知这个国家的政治一定非常和祥；乱世的音乐怨恨而愤怒，其政治则乖戾异常；亡国之音悲伦而忧思，这个国家的人民一定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所以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没有比《诗》更切近了。”


　　太史公说：“《诗?大雅》说的是王公大人的事情，但其旨意却在于用德性来教化百姓，《诗?小雅》是通过讥刺小我的利弊得失，而使它的内在含义影响上层统治者。它们所说的内容虽然不同，但它们合乎仁德的宗旨却是一致的。”晋时王政衰微，南阳的鲁褒写了《钱神论》，吴郡的蔡洪写了《孤愤》。从前的史书认为‘乱世之音怨而怒，其政乖’，这些著作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民众如果既通达事理，有远见卓识，诚实正直，这是对《书》教深切领会的结果。《书》阐述帝王的治世之道，其中都典谟、训诰、誓命之类的文章，孔子的三千弟子都很精通其中的教义。心胸大度、平易善良而不骄奢淫逸，这是对《乐》教领会深刻的结果。


　　《乐经》说：“大凡乐音都是由于人心有所感而发。感情萌动于内心，就表现为声音，声音组成一定的曲调后就是音乐。盛世的音乐安祥而和乐，由此可以推知这个国家的政治一定非常和祥；乱世的音乐怨恨而愤怒，其政治则乖戾异常；亡国之音悲怆而忧思，这个国家的人民一定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所以音乐往往和政治的兴衰有着很密切的联系。五音中的宫调低沉稳建，就像统领天下的君王；商调比较刚正坚实，就像分管政务的文武百官；角调柔和适中，就像人民大众；徵调细腻轻扬，就像纷繁的事务；羽调轻松高昂，就像宇宙万物。如果这五种音调谐和统一，就没有滞涩杂乱的音调出现。如果宫音散乱，则流于荒漫，说明国君骄纵；商音散乱，则流于邪僻，说明臣子败坏；角音混乱，则流于抑郁，说明民众怨忿；徵音散乱，则流于哀怨，说明人民过分勤苦；羽音散乱，则流于危亡，说明财物匮乏。如果五音全部混乱失调，相互干扰抵触，这叫轻漫，那么国家的灭亡大概就没有几天了。上古圣明的国君提倡音乐的本意，并不是为使自己赏心快意，满足感官的享受，而是希望借此激荡血脉，振奋精神，从而和谐调整人心。五音与人的情性息息相通。宫音与脾与信，宫音与肺与义，角音与肝与仁，徵音与心与礼，羽音与肾与智一一对应，当五音发起时，会与其相应的五脏发生感应，并对信、义、仁、礼、智发生作用，从而对人的思想情绪给予调和与净化。所以听到宫音，会使人心情温柔舒畅，胸襟开阔；听到商音，会使人刚正不阿，向往正义；听到角音，会使人恻隐怜悯，待人温和；听到徵音，会使人乐善好施，宽厚爱人；听到羽音，会使人庄严穆，彬彬有礼。礼是对外在行为的约束，进而深入心里去调和情志；音乐则是由于内心情志的感应，进而向外扩展来影响人的行为举止。所以圣明的君王一定要人耳听雅正和颂赞的音乐，目睹庄严肃穆的礼仪，走路仪表恭敬，言谈不离仁义。所以君子即便整天不停地讲话，然而邪僻不正的思想感情永远没有机会污染他的心灵。”


　　班固说：“音乐，是圣人所喜欢的。音乐可以使人心地善良，具有强烈的感人力量，所以古代的帝王都很重视音乐的教化作用。人有血气心智的情性，可是哀乐喜怒却没有常规。人受到音乐的感染，心有所动，就要通过情感流露出来。因此，当轻柔伤感的音乐发起时，听众就会悲伤忧愁；当平和舒缓的音乐响起时，听众就会感到安乐康泰；当粗犷猛烈的音乐响时，听众就会有刚强坚毅的反应；当率真坦诚的音乐响起时，听众就会向庄严肃穆；当宽裕祥和的音乐响起时，听众就会显出慈爱的情态；当放纵邪辟的音乐响起时，听众就会受到淫荡骚乱的诱惑。古代的君王为淫荡的音乐而感到耻辱，所以制作了雅正、赞颂的音乐让人听。他们依据人的情性，遵循节律，以礼仪为其内容，注入蓬勃的生气，以伦理纲常的内涵来引导听众，不使阳刚之气任性发泄，不使阴柔之气郁积不散，使阴阳刚柔和畅而交融而后再用中正平和的乐音表现出来。这样，就能感召激发善心，而不使邪淫之情毒化人们的心灵。这就是先王创立音乐的根本出发点。”


　　《吕氏春秋》说：“国家灭亡或是行刑杀人，并不是没有音乐，然而这种音乐不会使人快乐。快要淹死的人，可能也会发出笑声；被判罪的人，也可能要唱歌；发狂的人，也会舞蹈。乱世的音乐，和这三种人的歌舞很有点相似之处。”


　　范晔说：“钟鼓不是音乐的本质，但是乐器离不了钟鼓；猪牛羊不是用以表示孝敬的主要东西，然而瞻养双亲却不能没有它们。只看重乐器的重要性而忘记了音乐的根本目的，音乐就失去了意义。用和谐的韵律来协调内心的气质，这才是音乐的盛事。因为崇尚瞻养老人而伤害了双亲，反而是受了不能正确理解孝道的拖累。履行孝道而又能合理抚养老人，这才是最大的孝。”


　　东方、角音与仁、南方、徵音与礼，中央、宫音与信，西方、商音与义，北方、羽音与智——各各相应，这是乐理之常识。司马迁却认为徵音与心、智相应，羽音与肾、礼相应。这与旧例不符。这不是未流学者所能参详的。


　　心志纯洁，见识精微而不邪恶，这是对《周易》深刻领会的结果。《周易》奥妙精微，爱与恶此进彼退，从遥远与近身的天地万物都有所吸取，不让人过于亲近以致互相伤害。恭敬俭朴，谦逊庄重而不浮躁，这是对《礼》教领会深刻的结果。


　　太史公说：“我曾到过秦代掌管礼仪的大行官署，在那里考察了夏、商、周三代礼制的相沿变革，才真正明白了自古以来依据人情制定礼法，必须依照人性规定各种行为规范。人情道理千头万绪，要把这些事情安排好，就需要有规矩贯穿于其中的各个方面，用仁义道德诱导人们上进向善，用刑罚规范约束邪恶行为，由此使德行高尚者地位尊贵，使爵禄厚重者蒙受恩宠。用这些手段来统一天下，治理万民。人们的身体既然喜欢乘坐车马，那就在车身和车辕上涂绘金色纹饰；既然眼睛喜欢缤纷的五色，就在衣服上制作了各种不同的图案和花纹来美化仪容；既然耳朵喜欢美妙动听的声音，就调和金石丝竹来振奋人的精神；口舌喜欢品尝多种美味，就制作了形形色色的美味佳肴；人之常情是都喜欢珍奇美物，于是就打磨圭璧玉器来满足人们好奇的心理。古代贤王祭天所用的大车，只铺一块不收边的席子；上朝的服饰也不过是鹿皮做的王冕，白色质料的衣裳；欣赏音乐，乐器也不过是朱红丝弦和低部有孔的瑟而已；祭祀的祭品，也只是没有调料的肉汤和水酒而已。其用意在于防止淫佚奢侈，补救由于过分奢华而造成的弊病。因此上至朝廷君臣的尊卑贵贱的秩序，下到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事事都有分寸，物物都有节制，这就是礼教维系社会秩序的功效。自从周王室衰微之后，礼乐制度都被废弃破坏，君臣上下，无不超越了自身应有的限度。譬如管仲的家，富贵可与诸侯相比，娶了三姓之女。循规蹈矩，坚守止道的人常受欺侮，奢华腐败、僭越礼制的却被认为是显贵荣耀。拿子夏来说，他是孔子最优秀的弟子，尚且还说‘当我在外面看到社会上的繁华瑰丽时，心里很喜欢，可当我回来听了先生的教导，心里也很高兴，这两种不同的感受，常在我心里交战，可又往往无法取舍判断。’子夏尚且如此，何况那些中等品质以卜的人，受不良教化的影响，能不被腐化的社会风气征服吗？孔子说：‘必须端正名分。’因为世间凡事“名不正则言不顺”。可是他在卫国与当权者的主张格格不入。岂不令人感到惋惜！”


　　班固说：“人吸收了天地间的阴阳之气，有喜怒哀乐的情感，先天而成的人性不能节制，圣人能找到办法加以节制，可是圣人不能灭绝人性。效法自然规律制定礼乐制度，目的就是为了通神明，立人伦，修正人的情性，节制人事使之恰当适中。人性有男女之情，有生来的妒嫉，因而制定婚姻的礼仪来规范它；有交接之道和长幼之序，因而制订宴饮的礼仪；有哀悼死者、思念远方亲人的人之常情，因而制订丧礼和祭祀；有尊重长者、效忠国君之心，因而制定朝拜觐见的礼制。悲痛时有哭泣顿足的节奏，高兴时有载歌载舞的举动，使雅正之人能名符其实，邪僻之人防止失常。因此说，婚姻的礼法废弃了，夫妇关系就有苦难，犯淫乱罪的人就会增加；宴饮的礼仪废弃了，长幼之序就会混乱，争斗的事件就会频繁；丧礼、祭祀的礼仪废弃了，骨肉之情就会淡薄，不热爱生活的人就会大量出现；朝拜礼聘的规矩废弃了，君臣的地位就会颠倒，犯上作乱的事件就会发生。所以孔子说：‘安定朝纲，治理天下，没有比礼制更好的了；移风易俗，没有比音乐更好的了。所谓以谦恭礼让治理天下，指的就是礼乐啊！’


　　善于言辞，言简义赅而秩序不乱，这是对《春秋》体会深刻的结果。


　　上大夫壶遂问司马迁：“当初孔子为什么要作《春秋》呢？”


　　太史公回答说：“我听董仲舒先生说，‘周朝的王道衰微时，孔子正作鲁国的司寇，想振兴王道。可是诸侯陷害他，大夫阻挠他。孔子知道再说也没有用处，自己的主张在当时不会被采纳。于是便把自己的是非褒贬寓于作《春秋》所记的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之中，作为天下的准则。他贬斥僭礼的诸侯，声讨犯上的大夫，只不过是为了实行上道罢了。’孔子说：‘我想与其用空洞的说教去教育别人，还不如记载具体历史事件，因事见义，更为深切显明。’《春秋》一书，上能阐明三王之道，下能分辨人事的伦理纲常，判别嫌疑，明辨是非，论定犹豫难决之事，表彰善良，贬斥邪恶，尊重贤能，蔑视不肖。保存亡国的史迹，接续断绝的世系，弥补残缺，振兴衰废，这些都是王道的要点。拨乱反正，没有比《春秋》更适用的了。在《春秋》中，记载有三十六起弑君事件和五十二起亡国事件，至于诸侯流亡国外不能保住社稷的，不计其数。考察其原因，都是因为丧失了礼义为一为君治国的根本。”


　　壶遂说：“孔子那个时代，上无贤明的君主，下面的臣子又不被重用，所以才作《春秋》，留下议论，以便判断礼义，作为统一的王法。如今先生上遇贤明的天子，当官任职，上下各得其所，先生还要著书立说，想要阐明什么呢？”


　　太史公说：“不，不！我听父亲说：‘伏羲最为淳厚，他作了《易经》的八卦。尧舜的盛德，记载在《尚书》里，礼乐由此而兴。商汤、周武王功业兴隆，受到诗人的歌颂。《春秋》扬善抑恶，推崇夏、商、周三代盛德，褒扬周王室，不仅仅是讽刺而已。’汉朝开国以来，到现在的圣明天子，承受天命，朝野上下充满肃穆清和的气氛，天子的思泽滋润无边，文武百官大力颂扬天子的盛德，总觉得不能表达自己的全部心意。况且天下有贤能的人如果得不到重用，那是国君的耻辱；如果主上圣明而其恩德得不到传扬，则是主管官员的过错。何况我专管史籍，如果不去记载明君的功德，这是莫大的罪过。我只不过是记述历史，并不是什么著作呀，而你却拿它与《春秋》相比，这就不对了。”


　　自从孔丘去世后，他的精微要妙的言论就断绝了，孔子的七十位弟子去世后，儒家的要旨就乖乱不堪了。战国时形势纵横交错，造成真伪分争的局面，诸子百家的学说纷然杂乱。


　　儒家，大都出自主管教化的司徒之官，辅佐君主，和顺阴阳，昌明教化。儒家的信徒在编读六部经典，注重仁义道德品质的修养之际，师法尧舜，效法文王、武王，尊孔子为宗师，这是儒家的高明之处。然而迷惑的人偏持一端，已经失去了儒学的精妙的精神，不守正统的人又随时代的变迁加以贬低或抬高，从而背离了儒家之道的本旨，也有用儒家学说哗众取宠独树一帜的。这都是浅薄的儒士所带来的祸患。


　　司马谈说：“儒家学说广博而缺乏要领，用力虽多而收效甚微，因此它所提倡的难以照办。但是他们制定的君臣父子之间的礼仪，夫妻长幼之间的区别，是不能更改的。儒家把‘六艺’作为准则，《六经》除经文本身外，加上以后的传注和说解文字不下千万，就是祖孙三代世守一经，也无法精通它的学说，一辈子也不能完全通晓它的礼制。所以说儒学‘广博而缺乏要领，用力虽多而收效甚微’。可是分别君臣父子之间的礼数，区别夫妇长幼尊卑的次秩，任哪一家也不能更改。”


　　范晔说：“身着儒衣，游学求教，经常谈论的内容不离仁义，先生所传授的，都是圣人的思想。所以人人学习到的是君臣父子的纲常，家家都知道改邪归正的方法。自汉桓帝和汉灵帝以来，朝纲逐渐被破坏，国内的矛盾频频暴发，中等才智以下的人臣，没有不知道国家所以分崩离析之原因的，然而刚正不阿的大臣也只能做到识破心怀不轨的奸贼的阴谋罢了。胸怀大志的英雄豪杰，屈从于卑鄙浅薄之儒生的谬论，而人民只会复述开国之君的教导，身处乡野，只能屈从反动的潮流，苟且偷生。至于张温、皇甫嵩之流，也只是使国家的半壁江山稍有安定，名声却远播四海，俯仰顾盼之间，天下又风云变幻，功业风流云散。即便国家处在这样一种乱世英雄起四方的动荡时局中，全国臣民仍然忠心耿耿地维护着昏君的政体，处境尬尴地奉行君命，收集残兵败将，遵守各路豪杰的讨贼盟约，毫无悔恨，这难道不是儒学的功效在起作用吗？由此可见，前辈尊师们鼓舞激励后世学生们的功劳，实在是太忠诚不渝了！”


　　道家大都是从史官中分离出来的，他们经历、记载了历代的成败、存亡、祸福的经验教训，懂得执政的要点和根本，清静无为，善守本性，坚持卑下柔弱，为的是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他们把这一原则作为君临天下、治国安邦的根本大法。道家的精神与尧的克已谦让、《周易》的谦恭十分吻合，这是道家的长处。等到后世放浪形骸的狂土模仿道家的做法，便抛弃了礼乐制度的束缚，同时抛弃了仁义的原则，说只要清静虚无，就能治理天下。这是道家的流弊。


　　司马谈说：“道家教人、形、精合一，言谈举止都要合乎无形的‘道’，认为物性自足，不必欲求。他们的学说，源本于阴阳四时的秩序，吸取了儒家和墨家的长处，名家和法家的精华，随着时代的推移、人事的变迁来待人处事，这样做则无处不适。道家学说旨趣简明而又易于把握，用力少而收效大。道家宣扬无为，又说无不为，其实际主张是很容易实行的，但是他们所讲的话，一般人却不易理解。他们的学术以虚无为理论基础，以顺应自然为实践原则，既没有一成不变的势态，也没有常居不动的形状，所以能彻底明白万物的实际情况。应付万物，既不抢先，也不居后，所以能够主宰万物。


　　法则的有无，顺应时势来确定；制度的兴废，根据事物的变化来决定。所以他们说：‘圣人之所以永垂不朽，是因为能牢牢把握住因时通变这个原则。’虚无是道家的核心，因循是帝王执政的纲领，君臣各尽其才，使他们各自都有自知之明，这才是统治天下的最高艺术。”


　　阴阳家大多是从负责天文历法的官吏中分离出来的。他们尊重上天，推算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勤勉地通告关系到农业生产的四时节令。这是阴阳家的长处。到后来法古不化的人，则受制于诸多忌讳，只注意阴阳卜卦、鬼神仙道之类的术数，舍弃人事而信仰鬼神。这是阴阳家的流弊。


　　司马谈说：“阴阳家的方术，博大详尽，忌讳太多，使人受到许多约束，总是怕这怕那。但他们主张顺应一年四季的节令从事农作，却是不能不遵守的。阴阳家对于冬夏四季、八卦方位、十二星次、二十四节气都有明确的界定与忌讳。告诉人们如果顺从这些规范，就会昌盛得福，否则就会灭亡。其实未必完全是这样。所以说阴阳家‘使人拘而多忌’。可是阴阳家所说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是大自然运行的规律，如果不遵守，那么天下的一切事物就都没有头绪了，所以说它所规定的‘叙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汉书》说：“天和人之间，如果两者的精气互相抵触，就要彼此发生震荡，善与恶之间互相斗争，彼此也会发生推动作用。事情出现在人间，征兆就会在星空显示出来。所以阴阳之理，就在于各自都有感应。阴气发动，寂静的就会运动，阳气会被掩盖，明亮的东西就会变暗，这时水旱之灾就会降临。所以说，日蚀、地震都是阴盛阳衰的表现。对于君王来说，臣是阴，同理，儿是父之阴、妻是夫之阴，夷狄是中国之阴。据《春秋》所载，日蚀有三十六次，地震五十二次。当时有的应验到了夷狄侵入中原，或者政权不在国君手中，或者妻子临驾于丈夫之上，或者大臣背叛国君、儿子背叛父亲。事情虽然不同，性质却是一样的。因此贤明的国王一旦继位，首先要修正五事：貌、言、视、听、思。建立至大的社稷祭坛，上秉天心，下序民风，使阴阳之理照耀四方。假如人君淫溺于后宫，歌舞娱心，游宴打猎，不亲自端正这五事，就会错失于躬身亲王，大中之道不确立，那么灾难的征兆就会降临，六种极大的不幸就会到来。凡是灾祸的发生，各种怪异的、象征人事过失的现象就会发生，用来警告世人。”


　　《左传》说：“夜间打猎，饮食不祭祀，出入不遵循礼节，夺人农时，或者朝中出现了奸臣，国内有了阴谋，树木也要出现该直不直、该曲不曲的现象。”又说：“废弃法规，驰逐功臣，杀太子，以妾为妻，有了这各种不正常的事情，那么火焰都不会向上燃烧。”又说“大兴土木，建造宫室楼台，宫中淫秽污乱，侵犯皇亲国戚，侮辱父兄，那么农业生产就不会取得成功。”又说：“一个国家如果好战，不把老百姓的甘苦放在心上，修建城郭，侵略睦邻国家，那么刀枪之类的武器连兽皮都割不破。”还说：“简化宗庙的规格，不设置祈祷上天的祠堂，废除祭祀，不顺天时，那么连水都不会向下渗透。”


　　管辂说：“高贵的人有什么事情都会在天象上有所应验。在天上是指日月星辰。如果有战争发生，或者人为的骚乱，就会在物事上有所应验。在物是指山林鸟鲁之类。”又说：“上天如有重大的异象但不能说出来，只能把其精气表现在星体上，或者流泄神明在鸟兽物事上，驱动风云来显示异象，役使鸟兽来宣告神奇。显示异象时一定会有或沉或浮的征状，宣告神奇时一定会有声音的响动。因此，当宋襄公失德的时候，就有六只鹢鸟从国都上空倒退着飞过；伯姬将要自焚的时候，会有鸟来歌唱她的灾难；四国还没有发生火灾，火神祝融已经刮起了大风；红云夹拥着太阳，灾难就在楚国降临。这是天人感应的明证。”


　　东汉的 窦武上书说：“近来，有嘉禾、芝草、黄龙的祥端征兆出现。祥瑞的出现一般来说总是发生在美好的土地上，福运的降临实质上是由于吉祥之人的出世。有德才有端，无德则有灾。陛下的行为，不合乎天意，所以不应当作喜庆祝贺。”裴楷说：“自从春秋战国以来以及古代帝王时代，黄河从来没有清澈过。臣以为黄河是象征诸侯的权位的，清属阳，浊属阴。黄河本应混浊，现在反而变清了，这说阴性的东西渴望变成阳性的东西，也就是说诸侯想称帝。”京房所写的《易传》说：“‘河水清，天下平。’如今上天垂示异象，国内妖气叠出，民间瘟疫流行，三者同时出现而黄河却变清，这就好比春秋时麟本不该出现却出现了。孔子记载了这件事，认为这是反常的表现。”


　　魏国青龙年间（公元233 年），张掖郡的玄川涌出一块背着鼎的宝石， 形状象麟象凤象龙又象马，用火一照就各各显现原形。当时人们认为这是魏国的祥瑞之兆，于是命令于绰携带着财宝去请教隐士张?#91;，张偷偷告诉于绰：“神明只预言未来，而不追述以往。先用祯祥之兆预告未来，然后兴盛还是衰落才会随之而来。汉朝灭亡已久，曹魏已得天下，还追述什么兴废之兆呢？这块宝石今天的变异，只是将来之吉祥的征兆。”后来司马氏果然取代了曹魏政权。


　　汉武帝时，巫为皇帝召来了神君，可是只能听到神君说话的声音而看不见它的形体。荀悦对此解释说：“《周易》认为有天道、地道和人道。三道各有其规则，不能混乱。乱就会有精气变幻。比如巨石自己立起来，死去的柳树复活，这是有形之物的变异；男化为女，死而复生，这是人的变异；鬼神仿佛在人间说话，这是精神的变异。形体和精神的变异，各以其类互相感应。善就生吉祥，恶就生凶厄，精灵与人之间，自然的精灵会与之感应而发生变异。因此，假如违逆了天理，神灵就会失去调节，妖精就会作乱；违逆了地理，形体失去调节，妖怪就会出现；违逆了阴阳中和的人理，人体内的神气失去调节，妖物就会出现。这就是《周易》的主要意旨。象神君之类的现象，就是精神的变异。”


　　《春秋》说：“办事不合时宜，人就会有怨恨，那么本来不会说话的物体就会说话。”汉武帝时，赋税繁重，人民生活困苦，所以出现无形之物说话的现象。在《尚书?洪范》中也有因犯上作乱就产生妖异的记载。这都是怨恨会生妖的证明。所以通大道，言正身正，精神形气就会各归本体。东汉陈蕃上书说：“春秋末期，周王朝衰微，而数十年间没有出现过灾害，那是因为周室已被上天抛弃的缘故。而上天对于汉朝眷念不忘，不停地降灾，这是为了提醒陛下除灭妖孽，摒弃邪嬖，实实在在地修身立德啊。所以《周书》上说：‘天子看见怪异就去修德，诸侯看见怪异就去修政，大夫看见怪异就去修职，士人百姓看见怪异就去修身。’神灵不能伤害道，妖孽不能伤害德。”


　　《汉书》说：“感动人的是行动而不是言辞，顺应天的是事实而不是文彩。”这都是对天人感应之道理的简略说明。


　　法家大多出身于管理刑法的官员。他们讲信用，赏罚分明，用此辅助礼制来治理天下。这是法家的长处。到了后来，苛刻狠毒的人实行法治，就不讲教育，抛开仁爱，只用刑法了，而且为了达到大治，一味迷信刑法，甚至于残害亲人，把厚恩变为薄情。这是法家的流弊。


　　司马谈说：“法家严酷而无情，刻薄而寡恩，然而他们端正君臣、上下之分，却很清楚，这一点是不能改变的。法家不分关系的亲疏，也不管地位的尊卑，一律绳之以法，这样就把爱亲属、尊师长的恩谊伦理断绝了。这只可以作为临时措施，决不可以长期实行。因此说法家‘严而少恩’。至于法家主张主尊贵、臣卑贱，划清职责权限，谁也不准超越，这是各家学说都不能改变的。”


　　名家大多出身于掌管礼仪的官员。古人身分地位不同，礼仪也不同。孔子说：“一定要正名呀！”正名分是名家的长处。到后来吹毛求疵的人利用它来治理天下，就只辨析名分的细节而不注重实际情况，把名分搞得支离破碎。这就是名家的流弊。


　　司马谈说：“名家使人俭约，可是失去了真实性，但是它循名责实，却是不能不注意研究的。名家过于明察，纠缠不清，使人不能推求它的真意，专注于名词概念的推理，反而失去了易于把握的常情，所以说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至于名家循名责实，综合考察事物的本质这一点，倒是不可不予以认真考虑的。”


　　墨家大多出身于掌管宗庙之官。他们住的是柞木椽子搭的茅草屋，以节俭为贵；赡养有德、能帅众、好为善和有社会经验的老人，以兼爱为荣；选拔贤士举行大射典礼，提倡尊重人才；宗庙祭祀敬重父辈，崇信鬼神；顺从四时行事，因此不相信天命。是指不相信有吉凶的天命，但相信贤愚、善恶；用孝敬来明示天下，所以崇尚行为统一。这些都是墨家的长处。后来的愚人实行墨家的主张，只看俭约的好处，于是否定礼制，只知推崇兼爱，而不分别亲近与疏远。这是墨家的流弊。


　　司马谈说：“墨家过于俭约，难以遵守，因此他们所提倡的无法完全实行，但是他们务实节用的宗旨，是不可以废弃的。墨家也崇尚尧舜，引述尧舜的德行说：‘他们住在三尺高的堂室里，土打的台阶不过三级，茅草屋顶不修剪，柞木屋椽不雕饰。吃饭用陶簋，饮水用瓦盆，饭用粗米做，汤用豆叶熬。夏天穿葛衣，冬天穿鹿皮。’他们埋葬死者，只用三寸厚的桐木棺材，哭丧也不悲哀。他们教育人民要以此标准举行丧礼。若使天下都象这样，尊卑就没有分别了。世道不同，时代变化，事业自然也就不同，所以说墨家‘俭而难遵’。总之，墨家主张强本节用，则是兴家富民的好办法。这是墨家的长处，任何学派都不能废弃。”


　　汉武帝问董仲舒：“提倡俭约的人是不会去制作玄黄色旌旗的。到了周代，设立两观，乘高大的辂车，把八佾陈列于朝廷并使颂声兴起。帝王的朝政，难道意旨各不相同吗？”董仲舒回答说：“制度文采、玄黄大旗，这些仪仗都是用来区别尊卑、贵贱，从而勉励有德行之人的。所以春秋以来受天命而称帝的，首先需要制定的政策是：更改历法，确定每年起始的第一个月，变易服装的颜色，其目的是顺应天道。然而有关官室建造、旌旗制作的规定，是有一定的规矩的。孔子说：‘奢侈就不会谦逊，勤俭才会巩固。’俭约并不是圣人所推崇的最适中的政制，所以说奢侈而不使君上俭约，俭约也不强求下面的人执行，这就是王道。”


　　纵横家大多是从接待宾客、出使外交一类的官员中分离出来的。孔子说：“使者啊，使者啊！这是一份难做的差事啊。”他意思是说应当因事制宜，权衡处理，因为在接受使命时，不可能也无法教给你全部外交辞令。这是纵横家的长处。后来心术不正的人搞外交，开始崇尚欺诈，不讲信义。这是纵横家的流弊。


　　荀悦说：“世有三游，都是德之贼寇。一是游侠，二是游说，三是游行。游侠善于制造一种气势，作威作福，结成私党，在社会上逞强逞霸；善于游说的人讲求谋略，能言善辩，阴险奸诈，他们驰骋天下，以便得到民众的赞赏；爱搞游行的人善于以队伍的阵容博取民众的信任，迎合时尚所好，连络同党，树立虚假的声势，目的是为了获得某一方面的权利。


　　这三类人，都是使天下产生不稳定的祸根，他们伤害国家大政，危害道德文明，败坏法律，蛊惑人心，古代的明君就特别警惕这三种人。‘三游’之风是在末世之际形成的，周、秦二代末年，‘三游’特别盛行。在上的君主不贤明，在下的大臣不正道；制度不建全，政策法令松弛荒废；以是否受到诽傍或赞誉作为荣辱的标准，而不考查其真实情况；以亲爱和憎恶作为有利还是有害的根据，从来不管其实际内容；发表意见时首先在心中盘算一下利大利小才讲话；选择画圈的时候，首先考虑与自己的关系亲疏远近才下笔。然而世界上的利益是不能用仁义来求取的，危害也不是能用道德来逃避的，因此正人君子便开始触犯礼义，小人触犯刑法，世人普遍的追求表面的荣华而抛弃真实的内容，竟相谋取私利，骨肉之间的恩情开始淡薄。相反，人们重视的是同事和朋友之间的情谊，修身养性之道被忘得一干二净，一心一意只想博得世人的一声叫好。有权势的人家，送礼行贿的人门庭若市，人们公开在大街上招聘、咨询——由于上述种种社会风气的形成，结果导致了正直高尚的政治、道德被破坏。


　　“游侠源于武勇刚强的斗士阶层，他们不愿意拒绝有求于他们的人苦苦的要求，对于自己讲过的话铭记心中，一旦接受了人家的请求，舍上性命也要帮助他人排忧解难，或者接济与之同一类型的人。游侠如果能行正道，就可以称之为义侠；如果走上邪路，那就是变成黑社会的盗贼了。游说本来源于明辨是非，出使四方各国，陈述天下大义或国家大事，以便完成国君交给的任务。代表国家进行国际性活动，可以达到安定、有利于祖国的政治目的。游说主要是为解决国际纠纷，以达到相互谅解，消除人民的困惑。如果正确地行使这一职责，那么就是一种智慧与口才的较量；一旦运用得太过分了，就会变成欺骗和讹诈。最初，游行的出发点是为追求仁义道德，实践泛爱思想，广交天下朋友。以文会友，相互宽容，求同存异，以便加强自身修养，顺应时代的要求，为国为民建功立业。如果用正当的方式去做，那就是正人君子；一旦走上了邪路，就会成为损害他人的行为，甚而成为犯上作乱之徒。一正一邪，相差如此之大，这不是很可悲的吗？所以说，只要最清明的治国之道得以推行，‘三游’就会自然被淘汰。”


　　杂家大多出身于议事之官。杂家兼容儒家和墨家思想，揉合名家和法家的主张。他们明白治理国家，实现太平盛世，必须融汇贯通诸子百家的学说。这是杂家的长处。后来学识浅薄的人搞起杂家来，就恣意放纵，务求广博，没有中心，使人抓不住要害。这是杂家的流弊。


　　农家大多出身于主管农业的官员。他们种植农作物，鼓励耕种和养蚕，以达到人民丰衣足食的目的。孔子说：“最为重要的是：人民和粮食。”这是农家的长处。后来见识浅薄的人，主张让国王和大臣也去耕种，这就违背了君臣上下的关系。这是农家的流弊。


　　班固说：“司马迁的《史记》，评论是非，很多观点与圣人不同。论述最高的政治原则，首先推崇道家的黄老学说，其次才是六经；讲述游侠的事迹，则贬低隐士，抬高奸雄；叙述财政经济，则尊崇财富的权势，以贫贱为羞耻。这些都是《史记》的不足之处。但《史记》擅长叙述事理的原委，明辨而不华美，质朴而不俗气，他秉笔直书，记述的历史事件真实完备，不做虚假的赞美，不掩饰丑恶的东西，所以后世称赞《史记》为真实的历史记录。”


　　尹文子说：“圣人做事，殊途同归。秦楚燕魏的歌曲，虽然曲调不同但都表达了欢乐之情；各少数民族的哭声，虽然哭声不同却都是悲伤的表现。因此说，歌声是快乐的表现；哭泣是悲伤的结果。内心和悦闲适，外表就必然要流露出来，凡有流露，就会使其他人也受到感染而一起快乐。”


　　范晔说：“诸子百家关于政治的学说，是很高尚的啊！其要点是从根本上巩固政治制度，革除弊端，顺应时代的变化。然而国家命运和政治形势不是一成不变的，因而导致各种意见偏颇庞杂，所以对任何事情的是非评论，都会议论纷纷，互相矛盾。”


　　对此可以再作一些评论：现在的时代已经不是远古的赫胥氏、大庭氏的那个含哺而嬉、鼓服而游的时代了，人们的欲求也不是易于满足的时代了。


　　世界上的道理千头万绪，人们千奇百怪的欲望和情感也在不断地萌生。即便有应付一切事物的智慧，也不可能去穷尽这世道人心的变迁；就是高山大川的险峻幽深，也无法用之比喻人心之难测。那么，顺应时尚和世事之推移变化，就不能用常规的办法解决了。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假如由大圣人来治理天下，那么所要达到的天下大同和最高典规，以及为普天下的老百姓谋幸福的政策措施，其政治制度也不应该有什么不同。然而法规、制度的增补或废除或交替使用，文明和朴素的交替施行，或者是发扬光明，或者是保守传统，也只能在过去的范围内转来转去。兴兵打仗与和平交往，也只是与上一代的方式有所不同罢了。就是坐在帝王的宝座上，摆出皇帝的仪仗，穿上天子的服装，虽然厚薄华美不同，但把国家治理好的宗旨却是一致的。或者有时为了政治的需要，给达官贵人平反昭雪，对乱臣贼党施以刑罚，虽然宽松的程度有区别，但是防犯为非作歹的目的必然是相同的。这就是说，不同时代的政治制度，形式虽然相异，本质却是相同的；思维方式虽然千差万别，但目标却是一致的。至于假如故意矫情用事，就会出现矫枉过正的弊端。比方说吧，穿着凉鞋过冬，就犯了过分俭朴的毛病；天天都要衣冠楚楚，就应当反对穷奢极侈；禁令不严，对下属过于宽容，就容易出现尾大不掉、欺凌弱小的情况；权力过于集中，刑法过于严酷，又容易导致分崩离析的局面。在曹魏时期，文人写诗撰文，极尽讥刺之能事，就可以明白那个时期的国家风气；周王朝末期和秦朝末年的政治衰败，在许多细小的事情上就已经表现出来了。所以采用或是舍弃什么样的制度，实在是决定一个国家的兴盛还是衰败的先决条件啊！


　　由此看来，政策法规繁杂还是简约，要根据时代的要求决定，宽松的政策与刚猛的政策要相互补充。刑书铸刻在鼎上，固然详细，然而约法三章，其可贵之处就在于简明有效。大叔因为使用了强硬的政治想来改变国家的衰败局面，结果王室的皇子皇孙只有哀悼的眼泪了。春秋时晋国的赵盾一上台就改变他父亲赵衰平和的政策，而平阳侯曹参代萧何为相后，却一仍其旧，对萧何当相国时的法令一字不动。这些都是弛张宽猛之政治的极端例子，难道可以强求它们都整齐划一吗？


　　诸子百家的学说，论述的都是当世政治的功过得失，我们已经都认真详细地加以研究过了。然而世人对为政之道大多存在误解，只偏好于某一种学说。尊崇清净无为学说的道家，视懦家学说为迂腐；拘泥名实的名家，却认为道家学说荒诞；有的人推崇古代的王者之风，认为现在依然可以实行；有的人征引切时救弊的成规，认为应当流传于后世。其实如果认真考究，这些认识都各有各的弊病。由此可见，有法与无法，应当根据时代的不同加以讨论，时代结束了，实用于那个时代的政治方针也就失去了效用；时代向前发展了，政治制度也要随时代而发展。只要行动不错过时机，前途必然光明。不具有聪明智慧的人，谁能够通晓权变的奥妙呢？